問：後來這本書有沒有賣掉？陳映真是台灣少數在各種政治光譜中都受到敬重的左派作家之一，雖然在國民黨的文字獄下也不免牢獄之災。陳映真為台北縣鶯歌鎮人，1937-11-08 生於苗栗縣竹南鎮中港。1990 年後常居中國北京。2006 年曾因中風進加護病房（亦見 [1] [2]）。
答：沒有，當然變我的啊。
問：你們老師為什麼要你們看這個？
答：老師說（大概 1985 吧），你們難道都不想知道現在的文學作品長怎樣嗎？大概是這樣子…
問：那個年紀看這個作品，它對你到底有什麼影響？
答：其實那些被抓或什麼的部分，對我來說比較不具意義，那些在很多小說或漫畫裡都有，很難進入我的真實世界。印象深刻的是那個女的，明明跟人家不熟或不認識，因為喜歡，因為那些男人都無法再回來，就跑去走在山路上，自顧自去當起人家的老婆，照顧不認識的家庭一輩子，這個情節對我的衝擊是比較大的。或許因為我是女生吧。日後有時候會想起這篇小說，但想到的不太是內容，而是小說的名稱，山路這兩個字跟依稀記得的情節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有很多想像空間的意象，比較會去想像這個意象。
問：所以你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女生第一次走一條山路，那是一條不歸路，永遠就在別人家，完全把自己奉獻出去了？你對那條路上的景象有什麼感覺？
答：對我來講，路上可能也沒什麼具體的景象，它就是一條路，可能彎彎曲曲，可能往上走，每次都長得不一樣，是一張會動的照片，長距離的，遠眺的景象。至於那個女生，的確就是無怨無悔地把自己奉獻出去，因為她所喜愛的男人也把自己奉獻出去了。似乎奉獻就是那個時代或那個情境的極致意義。
問：你覺得那是什麼「時代」？那我們這個時代的極致意義又是什麼？
答：這就是我取巧又講「情境」的原因。那個小說，是左派的陳映真寫的，刻畫的，也就是，左派的理想情境吧。我想。雖然不很清楚左派到底是怎樣，但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與政府對抗就要視死如歸、放下一切，應該是要有這種心理準備。這大概跟「奉獻」某角度是相同的。至於這個時代的極致意義，就是尋找外星人吧。
問：走那個山路是什麼心情？應該是恐懼嗎？未知？
答：應該比較是義無反顧。一切都立足於道義上。雖然細細地想去，假設自己是那個人，恐懼、害怕都在所難免，但都是可以也必須克服的。
問：那麼這種「義無反顧」跟你自己的短詩《落石》[3]之間，我可以看到什麼關聯嗎？
答：雖然我覺得沒有，但或許「任性」是它們的共同點吧。
問：那你印象中，在這篇小說裡，有什麼左派的影子嗎？
答：其實我不太記得內容了，我記得的就是那個女生太了不起了。她所奉獻的對象更為龐大又更為具體，所承受的更為辛苦又離實際死亡更加遙遠。
問：比什麼更為龐大？
答：比那些男人所奉獻的對象。那些人死掉就算了，不必再有人世糾葛。人情之間的糾葛是很龐大的，是更為沉重的負擔。
問：那就讓我們再來看一次這篇小說吧。
答：當然很好，我也很想知道年紀不同再看一次，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轉載這篇蘋果日報的文章，以及其中所提起的陳映真名短篇〈山路〉。若有不妥，煩請告知。
後記 2012-07-16
看了今天公共電視的《有話好說》[6]，也連結進來 13 日《蘋果日報》受難家屬郭素貞女士的投書 [5]，有一種感覺驅使著我，一定要再多講幾句話。這些資料對於我個人來講，並非那麼陌生，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跟我一起生活在台灣的許多人，從來不曾有過機會或是不想過問這些事情。在現代，的確有太多的媒體、文章、資料可以看，有太繁忙的生活要過，大家或許一輩子也不會去碰到這些台灣的「過去」。
但是，我以最嚴肅的心情告訴大家，這些都還沒有「過去」。如果有人還不曾有機會碰見過這些歷史資料的話，因為它們顯然還沒有進入我們國民義務教育的基本教材裡，那麼我要很誠摯地建議，最起碼，利用這個機會，把 [5] [6] 細心地看過一次。我保證，做為一個人，特別是做為一個生長在台灣的人，這將是你此刻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為了你自己的整個生命。
然後呢？我想，就是讓它放在心裡，「我看過了，我也想過了」，然後呢？可以跟同學、跟朋友、跟老師、跟家人、跟學生，聊聊這些事情，進而把結果表現在選票上。我再一次保證，在每個人的生命當中，比這些事情還要重要的，真是少之又少！因為這涉及到「人性的一些最基本的價值」。每一個人在生命到了某個階段，或早或晚，都一定會開始問這些問題。
然後呢？因為我在個人的生活領域當中，碰到了幾個例子，有這個可能，你會覺得「這些事與我無關」、「在傷口上灑鹽」、「忘掉過去才能展望未來」…那麼，我會先很善意地提醒，會這麼說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無知，二、是惡意。然後呢？也有這個可能，在吸收這些實據，思考了一、二十年之後，你還是持同樣的想法，那麼，我必須以最沉重的心情說，你我可能是很不一樣的「人」，不管付出多少代價，我都無法昧著良心，跟這些人有生活上的任何交接。
有沒有這種人呢？我必須大膽地說，有的！如果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有任何人協助隱匿或銷毀、湮滅任何此類的文件，不管是否為上級交辦，那麼他就是這種人，那麼，這就是一個「人性的問題」。這是我在部落格上所說過最重的一句話。
如果「正義」無法伸張於今日的台灣，我又一次向大家保證，這既非那些劊子手、獨裁者、國民黨的問題，也不是無法善盡其責的民進黨的問題，而是你，跟我，的問題！我再引用一次自己寫過的幾句話：
…食品消費、媒體消費以及政治消費都遵守著同一個供需定律：亦見 [a] [b] [c] [d]。
有甚麼消費者，就有甚麼業者。
有甚麼觀眾，就有甚麼媒體。
有甚麼選民，就會有甚麼政治人物。
後記 2012-07-31
我是個粗人，上一個後記更是忿忿不滿、慷慨激昂，但是就讓那些想法留在那裡。為什麼「粗」？因為也有細膩的。以上「受訪」的朋友，後來又在她的部落格上寫了一篇重讀〈山路〉[7]。我願意在這裡推薦這種跟我自己「很不一樣」的思路與輕盈的筆觸。
2012-07-14 1987 解嚴恍如昨／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
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714/34368224/
1987年7月解除戒嚴令，台灣跨過開放政治的門檻。解嚴前幾年，這島嶼仍威權籠罩，是民間力量撐持美麗島事件受挫的民主運動，終而推倒專政的牆圍。1980年代「自力救濟」挑戰日益老邁的「國王」和他轄下鬆脫敗壞的黨國機器，「警總」等軍情系統失去控制。幾年間一系列案件（林宅血案、陳文成陳屍台大、王迎先墜河死亡、江南被暗殺於洛杉磯）提醒人們，這還是一個讓人寒顫的國家。
解嚴前政治氛圍是「危險勿近」。政治高壓使人避談政治，但遠離政治的計程車司機王迎先卻死於警察刑求逼供之後「跳河自殺」。白色恐怖底下，政治與非政治的區分是無意義的。白色恐怖在民間產生一種處事文化。陳映真的小說《夜行貨車》和《山路》，精確描寫這種文化：因國民黨移入台灣而受害的一代，滿腹怨怒，但無法公開表露，只能苟且委曲求生存。他們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這種寄託並非鼓舞他們改革社會，而是一種結合哀怨、虛與委蛇與認真上進的「生存之道」。
1980年代，自力救濟運動中受委曲與受侮辱的人們被迫走上街頭。之後才有街頭政治抗爭、民進黨與解嚴。恐懼擺脫了，這個年代成長的「野百合世代」，是被寄託希望的「下一代」。野百合受自力救濟啟蒙。他們唱《國際歌》、《Blowing in the Wind》、《亞細亞的孤兒》，也唱《一隻鳥仔吼啾啾》。
他們讀馬克思、列寧、韋伯、歐威爾，也讀楊逵、七等生、矢內原忠雄、史明。他們在影盧、太陽系看《教父》、《感官世界》、《單車失竊記》、《革命前夕》。他們拒審稿、發行地下刊物、搞校園串聯、下鄉支援社區運動。有人被民進黨吸引，有人參加統左讀書會，有人摸黑到彭孟緝住宅圍牆上噴漆。唯一的遺憾是，他們沒創作出引領時代前進的思想，也沒走出自己的政治道路。
25年後的「野草莓世代」呢？野草莓誕生於中國使者訪台引發的抗爭。1980年代，傳統型公共知識份子展露身手，野百合繼承這個傳統。如今，公共領域已部分轉化為分散、去中心的雲端溝通模式。野百合成長於威權末期，對專制統治如何箝制社會與個體，記憶清晰。而野草莓成長於族群政治遺緒、金權弊案猖獗的氛圍，如何形塑他們的身分認同？如何獲得他們的「政治教育」？
野草莓認政治骯髒
最近和一位編輯通信，她說：陳映真筆下的「生存之道」影響真的很深，至少1980年代出生的人，家庭教育中仍有蠻大一部分「別碰政治」的概念。但原因並不是像更早之前長輩曾經說的那樣，「因為政治很危險」。
我們這年代的人逃避政治，因為它很骯髒。更晚一點，到了也許2000年左右，我們說「關心政治的人都很狂熱、很偏激」。帶著這份對政治的冷感和嫌惡，我們慢慢變成「大人」。
兩個世代同樣與政治疏離，但野百合穿透了「政治危險」，野草莓則感覺「政治骯髒」。儘管對政治冷感，野草莓成長於安適的自由空氣中。世代對照，尋覓每個人的啟蒙原點，戒嚴時期曾提筆悼念陳文成與王迎先的商禽寫下：「在地上╱找不到頭╱我們用腳思想╱垃圾╱是紛亂的命題╱陷阱╱是預設的結論」「左腳╱右腳╱右手╱左手╱在茫茫的空中茫然的探索」。
在禁錮的王國，頭腳顛倒，是非曖昧，而陷阱竟是預設的結論，只能左右尋索，這是那個年代領悟政治教育的起點。有人說，台灣民主化後陷入鎖國，何等謬論。他們老是遺忘鎖國原始。1987渺遠了，但它的時代意義剛才浮現。
山路／陳映真／一九八三．八《文學季刊》三期
「楊教授，特三病房那位太太……」
他從病房隨著這位剛剛查好病房的主治大夫，到護士站裏來。年輕的陳醫生和王醫生恭謹地站在那位被稱為「楊教授」的、身材頎長、一頭灰色的鬈發的老醫生的身邊，肅然地聽他一邊翻閱厚厚的病歷，一邊喁喁地論說著。
現在他只好靜靜地站在護士站中的一角。看看白衣白裙、白襪白鞋的護士們在他身邊匆忙地走著，他開始對於在這空間中顯然是多餘的自己，感到彷彿闖進了他不該出現的場所的那種歉疚和不安。他抬起頭，恰好看見楊教授寬邊的、黑色玳瑁眼鏡後面，一雙疲倦的眼睛。
「楊大夫，楊教授！」他說。
兩個年輕的醫生和楊教授都安靜地凝視著他。電話嗚嗚地響了。「內分泌科。」一個護士說。
「楊教授，請問一下，特三病房那位老太太，是怎麼個情況？」
他走向前去。陳醫生在病歷堆中找出一個嶄新的病歷資料。
楊教授開始翻病歷，同時低聲向王醫生詢問著什麼。然後那小醫生抬起頭來，說：
「楊教授問你，是病人的……病人的什麼人？」
「弟弟。」他說，「不……是小叔罷。」他笑了起來。「伊是我的大嫂。」他說。
他於是在西裝上身的口袋中，掏出了一張名片，拘禮地遞給了楊教授。
「李國木
誠信會計師事務所」
楊教授把名片看了看，就交給在他右首的陳醫生，讓他用小釘書機把片子釘在病歷檔案上。
「我們，恐怕還要再做幾個檢查看看。「楊教授說，沉吟著：「請你再說說看，這位老太太發病的情形。」
「發病的情形？哦，」他說，「伊就是那樣地萎縮下來。好好的一個人，突然就那樣地萎縮下來了。」
楊教授沉默著，用雙手環抱著自己的前胸。他看見楊教授的左手，粗大而顯出職業性的潔淨。左手腕上帶著一隻金色的、顯然是極為名貴的手錶。楊教授歎了口氣，望了望陳醫師，陳醫師便說：
「楊教授的意思，是說，有沒有特別原因，啊，譬如說，過分的憂愁，忿怒啦……」
「噢，」他說。
轉到臺北這家著名的教學醫院之前，看過幾家私人診所和綜合醫院，但卻從來沒有一家問過這樣的問題。但是，一時間，當著許多人，他近乎本能地說了謊。
「噢，」他說，「沒有，沒有……」
「這樣，你回去仔細想想。」楊教授一邊走出護士站，一邊說，「我們怕是還要為伊做幾個檢查的。」
他走回特三病房。他的老大嫂睡著了。他看著在這近一個半月來明顯地消瘦下來的伊的側臉，輕輕地擱在一隻十分乾淨、鬆軟的枕頭上。特等病房裏，有地毯、電話、冰箱、小廚房、電視和獨立的盥洗室。方才等他來接了班，回去煮些滋補的東西的他的妻子，把這病房收拾得真是窗明几淨。暖氣颼颼地吹著。他脫下外衣，輕輕地走到窗口。窗外的地面上，是一個寬闊的、古風的水池。水池周圍種滿了各種熱帶性的大葉子植物。從四樓的這個視窗望下去，高高噴起水，形成一片薄薄的白霧，像是在風中輕輕飄動的薄紗，在肥大茂盛的樹葉，在錯落有致的臥石和池中碩大的、白和紅的鯉魚上，搖曳生姿。
寒流襲來的深春，窗外的天空，淨是一片沉重的鉛灰的顏色。換了幾家醫院，卻始終查不出老大嫂的病因之後，他正巧在這些天裏不住地疑心：伊的病，究竟和那個消息有沒有關係。「啊，譬如說，過分的憂愁，忿怒……」醫師的話在他的腦中盤桓著。然而，他想著，那卻也不是什麼憂傷，也不是什麼忿怒的罷。他望著不畏乎深春的寒冷，一仍在池中莊嚴地遊動著的鯉魚，愁煩地想著。
約莫是兩月之前的一天，一貫是早晨四點鐘就起了床，為李國木一家煮好稀飯後，就跟著鄰近的老人們到堤防邊去散步，然後在六點多鐘回來打點孩子上學，又然後開始讀報的他的老大嫂，忽而就出了事。那天早上，他的獨生女，國中一年生的翠玉，在他的臥房門上用力地敲打著。「爸！爸！」翠玉驚恐地喊著，「爸！快起來啦，伯母伊……」李國木夫妻倉惶地衝到客廳，看見老大嫂滿臉的淚痕，報紙攤在沙發腳下。
「阿嫂！」他的妻子月香叫了起來。伊繞過了茶几，搶上前去，坐在老大嫂坐著的沙發的扶手上，手抱著老大嫂的肩膀，一手撩起自己的晨褸的一角，為老大嫂揩去滿頰的淚。「嫂，你是怎麼了嗎？是哪里不舒服了嗎……」伊說著，竟也哽咽起來了。
他靜默地站在茶几前，老大嫂到李家來，足有三十年了。在三十年裏，最苦的日子，全都過去了，而他卻從來不曾見過他尊敬有過於生身之母的老大嫂，這樣傷痛地哭過。為了什麼呢？他深鎖著眉頭，想著。
老大嫂低著頭，把臉埋在自己的雙手裏，強自抑制著潮水般一波跟著一波襲來的啜泣。「嫂，您說話呀，是怎樣了呢！」月香哭著說。李國木把雙手放在驚立一邊的女兒翠玉的肩上。
「上學去吧。」他輕聲說，「放學回來，伯母就好了。」
李國木和他的妻子靜靜地坐在清晨的客廳裏，聽著老大嫂的啜泣逐漸平靜下來。
那天，他讓妻子月香去上班，自己卻留下來配著老嫂子。他走進伊的臥房，看見伊獨自仰躺著，一雙哭腫的眼睛正望著剛剛漆過的天花板。擱在被外的兩手，把卷成一個短棒似的今早的報紙，緊緊地握著。
「嫂。」他說著，坐在床邊的一把籐椅上。
「上班去吧。」伊說。
「……」
「我沒什麼。」伊忽然用日本話說，「所以，安心罷。」
「我原就不想去上班的，「他安慰著說，「只是，嫂，如果心裏有什麼，何不說出來聽聽？」
伊沉默著。伊的五十許的，略長的臉龐，看來比平時蒼白了許多。歲月在伊的額頭、眼周和嘴角留下十分顯著的雕痕。那是什麼樣的歲月啊！他想著。
「這三十年來，您毋寧像是我的母親一樣……」
他說，他的聲音，因著激動，竟而有些抖顫起來了。
伊側過頭來望著他，看見發紅而且濕潤起來了的他的眼睛，微笑地伸出手來，讓他握著。
「看，你都四十出了頭了。」伊說，「事業、家庭，都有了點著落，叫人安心。」他把伊的手握在手裏摩著。然後雙手把伊的手送回被窩上。他摸起一包煙，點了起來。
「煙，還是少抽的好。」伊說。
「姊さり。」
他用從小叫慣的日語稱呼著伊。在日本話裏，姊姊和嫂嫂的叫法，恰好是一樣的。伊看見他那一雙彷彿非要把早上的事說個清楚不可的眼神，輕輕地喟歎起來。他一向是個聽話的孩子，伊想著。而凡有他執意的要求，他從小就不以吵鬧去獲得，卻往往用那一雙堅持的眼神去達到目的，伊沉思著，終於把卷成短棒兒似的報紙給了他。
「在報紙上看見的。」伊幽然地說，「他們，竟回來了。」
他攤開報紙。在社會版上，李國木看見已經用紅筆框起來的，豆腐塊大小的消息：有四名「叛亂犯」經過三十多年的監禁，因為「悛悔有據」，獲得假釋，已於昨日分別由有關單位交各地警察局送回本籍。
「哦。」他說。
「那個黃貞柏，是你大哥最好的朋友。」
老大嫂哽咽起來了。李國木再細讀了一遍那伊則消息。黃貞柏被送回桃鎮，和八十好幾的他的瞎了雙眼的母親，相擁而哭。「那是悔恨的淚水，也是新生的、喜悅的淚水。」報上說。
李國木忽然覺得輕鬆起來。原來，他想著，嫂嫂是從這個叫做黃貞柏的終身犯，想起了大哥而哭的罷。也或許為了那些原以為必然瘦死於荒陬的孤島上的監獄裏的人，竟得以生還，而激動的哭了的罷。
「那真好。」他笑了起來，「過一段時間，我應該去拜訪這位大哥的好朋友。」
「啊？」
「請他說說我那大哥唉！」他愉快地說。
「不好。」老大嫂說。 「哦，」他說，「為什麼？」
伊無語地望著窗外。不知什麼時候下起霏霏的細雨了的窗外，有一個生銹的鐵架，掛著老大嫂心愛的幾盆蘭花。
「不好，」伊說，「不好的。」
可是就從那天起，李國木一家不由得察到這位老大嫂的變化：伊變得沉默些，甚至有些憂悒了，伊逐漸地吃得甚少，而直到半個月後，伊就臥病不起，整個的人，彷彿在忽然間老衰了。那時候，李國木和他的妻子月香，每天下班回來，就背負著伊開車到處去看病。拿回來的藥，有人勸，伊就一把一把馴順地和水吞下去；沒有人勸著，就把藥原封不動地擱在床頭的小几上頭。而伊的人，卻日復一日地縮萎。「……啊，譬如說過分的憂愁、忿怒啦……」李國木又想起那看來彷彿在極力掩飾著內心的倨傲的陳醫師的話。他解開領帶，任意地丟在病床邊的，月香和他輪番在這兒過長夜的長椅上。
--可是，叫我如何當著那些醫生、那些護士，講出那天早晨的事，講出大哥、黃貞柏這些事？
他坐在病床左首的一隻咖啡色的椅子上，苦惱地想著。
這時房門卻呀然地開了。一個懷著身孕的護士來取病人的溫度和血壓。病人睜開眼睛，順服地含住溫度計，並且讓護士量著血壓。李國木站了起來，讓護士有更大的空間工作。
「多謝。」
護士離開的時候，他說。
他又坐到椅子上，伸手去抓著病人的嶙峋得很的、枯乾的手。
「睡了一下嗎？」他笑著說。
「去上班罷，」伊軟弱地說，「陪著我……這沒用的人，正事都免做了嗎？」
「不要緊的。」他說。
「做了夢了。」伊忽然說。
「哦。」
「台車の道の夢を、見たりだよ。」伊用日本話說，「夢見了那條台車道呢。」
「嗯。」他笑了起來，想起故鄉鶯鎮早時的那條蜿蜒的台車道，從山墺的煤礦坑開始，沿著曲折的山腰，通過那著名的鶯石下面，通向火車站旁的礦場。而他的家，就在過了鶯石的山坳裏，一幢孤單的「土角厝」。
「嫁到你們家，我可是一個人，踩著台車道上的枕木找到了你家的喲。」伊說。
在李國木的內心裏不由得「啊！」地驚叫了起來。他筆直地凝視著病床上初度五十虛歲的婦人。這一個多月來，伊的整個人，簡直就像縮了水一般地乾扁下去。現在伊側身而臥，面向著他。他為伊拉起壓在右臂下的點滴管子，看著伊那青蒼的、滿臉皺皮的、細瘦的臉上，滲出細細的汗珠來。
「那時候，你一個人坐在門檻上，發呆似的……」伊說，疲倦地笑著。 這是伊常說，而且百說不厭的往事了。恰好是三十年前的一九五三年，一個多風的、乾燥的、初夏的早上，少女的蔡千惠拎著一隻小包袱，從桃鎮獨自坐一站火車，來到鶯鎮。「一出火車站，敢問路嗎？」伊常常在回憶時對凝神諦聽的李國木說，「有誰敢告訴你，家中有人被抓去槍斃的人的家，該怎麼走？」伊於是歎氣了，也於是總要說起那慘白色的日子。「那時候，在我們桃鎮，朋友們總是要不約而同地每天在街上逛著。」伊總是說，「遠遠地望見了誰誰，就知道他依然無恙。要你一連幾天，不見誰誰，就又斷定他一定是被抓了去了。」
就是在那些荒蕪的日子裏，坐在門檻上的少年的李國木，看見伊遠遠地踩著台車道的枕木，走了過來。台車道的兩旁，儘是蒼鬱的相思樹林。一種黑色的、在兩片尾翅上印著兩個鮮藍色圖印的蝴蝶，在林間穿梭般地飛舞著。他猶還記得，少女蔡千惠伊踩著台車軌道上的枕木，一邊又不時抬起頭來，望著他家這一幢孤單的土角厝，望著一樣孤單地坐在冰涼的木檻上的、少年的他的樣子。他們就這樣沉默地，毫不忌避地相互凝望著。一大羣白頭翁在相思樹林的這裏和那裏聒噪著，間或有下坡的台車，拖著「嗡嗡--格登、格登！嗡嗡--格登、格登！」的車聲，由遠而漸近，又由近而漸遠了。他，少年的，病弱的李國木，就是那樣目不轉睛地看著伊跳開台車道，撿著一條長滿了野蘆葦和牛遁草的小道，向他走來。
「請問，李乞食……先生，他，住這兒嗎？」伊說。
他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啊。他記得，他就是那麼樣無所謂好奇、無所謂羞怯地，抬著頭望著伊。他看見伊睜著一雙微腫的、陌生的目光。有那麼一段片刻，他沒有說話。然後他只輕輕點點頭。他感到饑餓時慣有的懶散。可就在他向著伊點過頭的一刻，他看見伊的單薄的嘴角，逐漸地泛起了訴說著無限的親愛的笑意，而從那微腫的、單眼皮的、深情地凝視著他的伊的眼睛裏，卻同時安靜地淌下晶瑩的淚珠。野斑鳩在相思樹林裏不遠的地方「咕、咕、咕--咕！」地叫著。原不知跑到山中的那裏去自己覓食的他家的小土狗，這時忽然從厝後狠狠地吠叫著走來，一邊卻使勁地搖著它的土黃色的尾巴。
「呸！不要叫！」他嗔怒地說。
當他再回過頭去望伊，伊正含著笑意用包袱上打的結上拉出來的布角揩著眼淚。這時候，屋裏便傳來母親的聲音。
「阿木，那是誰呀？」
他默默地領著伊走進黝暗的屋子裏。他的母親躺在床上。煎著草藥的苦味，正從廚房裏傳來，彌漫著整個屋子。他的母親吃力地撐起上半個身子，說：「這是誰？阿木，你帶來這個人，是誰？」
少女蔡千惠靜靜地坐在床沿。伊說：
「我是國坤……他的妻子。」
在當時，少小的李國木雖然清晰地聽見了伊的話，卻並不十分理解那些話的意義。然而，僵默了一會兒，他忽然聽見他的母親開始嗚嗚地哭泣起來。「我兒，我心肝的兒喂……」他的母親把聲音抑的低低地，唱誦也似地哭著說。他向窗外望去，才知道天竟在不知不覺間暗下了大半邊。遠遠有沉滯的雷聲傳來。黃色的小土狗正敏捷地追撲幾隻綠色的蚱蜢。
一年多以前，在鶯鎮近郊的一家焦炭廠工作的他的大哥李國坤，連同幾個工人，在大白天被抓了去了。一直到上兩個月，在礦場上當台車夫的他的父親，才帶著一紙通知，到臺北領回一捆用細繩打好包的舊衣服、一雙破舊的球鞋和一隻鏽壞了筆尖的鋼筆。就那夜，他的母親也這樣地哭著：
「我兒，我心肝的兒喂……」
「小聲點兒……」他的父親說。蟋蟀在這淺山的夜裏，囂鬧地競唱了起來。
「我兒喂--我--心肝的兒啊，我的兒……」
他的母親用手去捂著自己的嘴，鼻涕、口水和眼淚從她的指縫裏漏著往下滴在那張破舊的床上。
「嫂，」他清了清在回想中梗塞起來了的喉嚨，「嫂！」
「嗯。」
這時病房的門謹慎地開了。月香帶著水果和一個菜盒走了進來。
「嫂，給你帶點鱸魚湯……」月香說。
「那時候，我坐在門檻上。」他說，「那模樣，你還記得嗎？」
「一個小男孩，坐在那兒。」老大嫂閉起眼睛，在她多皺的臉上，泛起淡淡的笑意。「太瘦小了點。」伊說。
「嗯。」
「可是，我最記得那天晚上的情景。」
老大嫂說，忽然睜開了眼睛。伊的眼光越過了李國木的右肩，彷彿瞭望著某一個遠方的定點。
「阿爸說，怎麼從來沒聽阿坤說起？」伊說，「我說，我……」
「你說，你的家人反對。」他笑著說。這些故事，從年輕時伊直到四十剛破，也不知聽了老嫂子一次又一次地說了多少次。
「我說，我厝裏的人不贊成。」伊說，「我和阿坤約束好了的。如今他人不在，你要收留我，我說。」
月香從廚房裏出來，把鱸魚裝在一個大瓷碗裏，端在手上。
「待一會涼些，吃一點鱸魚，嫂。」伊說。
「真麻煩你唷。」老大嫂說。
「阿母死後，那個家，真虧了有你。」李國木沉思著說，「鱸魚湯裏，叫月香給你下一點麵罷。」
「不了。」伊緩緩地闔上眼睛，「你阿爸說了，這個家，窮得這個樣，你要吃苦的啊。看你也不是個會做（工）的人。阿爸這樣說呢。」
他想起那時的阿爸，中等身材，長年的重勞動鍛煉了他一身結實肌骨。天一亮，他把一個大便當系在腰帶上，穿上用輪胎外皮做成的、類似如今之涼鞋的鞋子，徒步到山墺裏的「興南煤礦」去上工。一天有幾次，阿爸會打從家門口這一段下坡路，放著他的台車，颼颼地奔馳而去。自從大嫂來了以後，阿爸開始用他並不言語的方式，深深地疼愛著伊。每天傍晚，阿爸總是一身烏黑的煤炭屑，偶然拎著幾塊豆腐乾、鹹魚之類，回到家裏來。
「阿爸，回來了。」
每天傍晚，聽見小黃狗興奮的叫聲，大嫂總是放下手邊的工作，一邊擦手，一邊迎到厝口，這樣說。
「嗯。「阿爸說。
打好了洗澡水，伊把疊好的乾淨衣服送到阿爸跟前，說：
「阿爸，洗澡。」
「哦。」阿爸說。
吃了晚飯，伊會新泡一壺番石榴茶，端到阿爸坐著的長椅旁。
「阿爸，喝茶。」伊說。
「嗯。」阿爸說。
那時候啊，他想著螢火蟲一羣羣地飛在相思樹下的草叢上所構成一片瑩瑩的悅人的圖畫。而滿山四處，都響著夜蟲錯落而悅耳的歌聲。
現在月香正坐在病床邊，用一隻精細的湯匙一口口地給老大嫂餵鱸魚。
「還好吃嗎？」月香細聲說。
老大嫂沒有做聲。伊只是一口又一口馴順地吃著月香餵過來的鱸魚，並且，十分用心地咀嚼著。
這使他驀然地想起了他的母親。
自從他大哥出了事故，尤其是他的父親從臺北帶回來大哥國坤的遺物之後，原本羸弱的他的母親，就狠狠地咯了幾次血，從此就不能起來。大嫂來家的那個初夏，乞食嬸竟也好了一陣。但一入了秋天，當野蘆葦在台車軌道的兩邊開起黃白色的、綿綿的花，乞食嬸的病，就顯得不支了。就那時，大嫂就象眼前的月香一樣，一匙一匙地餵著他的母親。不同的是，老大嫂躺在這特等病房裏，而他的母親卻躺在陰暗、潮濕、彌漫著從一隻大尿桶裏散發出來的尿味的房間。此外，病重後的他的母親乞食嬸，也變了性情。伊變得易怒而躁悒。他還記得，有這樣的一次，當大嫂餵下半匙稀飯，他的母親突然任意地吐了出來，弄髒了被窩和床角。「這樣的命苦啊，別再讓我吃了罷，」伊無淚嚎哭了起來，「死了罷，讓我，死--了罷……」伊然後「我兒，我的兒，我心肝的兒唷--」地，呻吟著似地哭著大哥，把大嫂也弄得滿臉是淚水。
然而，他的母親竟也不曾拖過那個秋天，葬到鶯鎮的公墓牛埔山去。「阿木，該去牛埔山看一回了。」老大嫂忽然說。
「哦。」
他吃驚地抬起頭來，望著伊。月香正細心地為伊揩去嘴邊的湯水。算算也快清明了。在往年的清明，大嫂、他和月香，總是要乘火車回到鶯鎮去，到牛埔山去祭掃他阿爸和阿媽的墳墓。直到大前年，才正式為大哥立了墓碑。而大嫂為他大哥的墓園種下的一對柏樹，竟也開始生根長葉了。
「高雄事件後，人已經不再忌怕政治犯了。」
老大嫂說，就這樣地決定了在他父親撿骨立塚的同時，也為他大哥李國坤立了墓碑。
「整整吃了一碗鱸魚咧。」月香高興地說。
「今年，我不陪你們去了。」伊幽幽地說。
伊仰臥著，窗外逐漸因著陰霾而暗淡了下來。
「嫂，如果想睡，就睡一下吧。」月香說。
他不自覺地摸了摸口袋裏的煙，卻立刻又把手抽了回來。他的老嫂子，從來不曾像月香一般，老是怨幽幽地埋怨他戒不掉煙。但是，在病房裏，他已有好幾次強自打消摸煙出來抽的念頭了。出去抽罷，又嫌麻煩。他沉默著，想起牛埔山滿山卑賤而又頑固地怒生著的雜草和新舊墳墓的聚落。從土地祠邊的一條小路上走去，小饅頭似的小山的山腰，有一小片露出紅土的新墳。立好墓碑，年老的工人說：
「來，牲禮拿過來拜一拜。」
他和月香從大嫂手中各分到三支香，三人並立在新塚前禮拜著。然而，在那時的他的心中，卻想著墓裏埋著的、經大嫂細心保存了二十多年的、大哥遺留下來的一包衣物和一雙球鞋。他把拜過的香交給月香，插在墓前的香插子裏。大嫂和月香開始在一旁燒著一大堆銀紙。他忽然想起家中最近經大嫂拿去放大的大哥的相片：修剪得毫不精細的、五十年代的西裝頭，在臺灣的不知什麼地方的天空下，堅毅地瞭望著遠處的、大哥的略長的臉，似乎充滿著對於他的未來的無窮無盡的信心。這個曾經活過的青年的身體，究竟在那裏呢？他想著，上大學的時候，偶然聽起朋友說那些被槍斃的人們的屍首，帶著爆裂開來的石榴似的傷口，都沉默地浮漂在醫學院的福馬林槽裏，他就曾像現在一樣，想到大哥的身體不知在哪里的這個惘然的疑問。
那時候，大嫂毋寧是以一種欣慰的眼神，凝視著那荒山上的新的黑石墓碑罷。
「生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
歿於一九五二年九月
李公國坤府君之墓
子孫立」
老大嫂說，人雖然早在五零年不見了，但阿爸去領回大哥的遺物，卻是五二年九月，記不得確切的日期了。他問道：「為什麼不用民間的干支表示年月？」「你大哥是新派的人啊！」老大嫂說。至於大哥的子孫，大嫂說，「你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他還記得，那時月香不自覺地低下了頭。自從翠玉出生之後，他們就等著一個男孩，卻總是遲遲不來。
「倒也真快，」老工人站在他大哥的新塚邊，一邊抽著一截短到燙手的香煙，一邊說，「二十好幾年羅，阿坤……」
「嗯。」老大嫂說。
老工人王番，是他爸爸的朋友。鶯鎮的煤炭業，因為石油逐漸地成了主要的能源而衰退時，他和他的父親是第一批失了業的工人。李國木的老父，先是在鎮裏搞土水工，之後就到臺北當建築零工去了。而阿番伯卻把向來只當副業的修墓工，開始當做工業做了起來。剛上大學的那年冬天，李國木他阿爸從臺北鬧市邊的一個鷹架上摔下來死了，就是阿番伯修的墓。他還記得，那時候，在一邊看著一鏟鏟的泥土鏟下墓穴，在他阿爸單薄的棺木上發出鈍重的打擊聲，站在他身邊的阿番伯用他自己的骯髒的手，拭著流在兩頰上的淚，低聲說：「×你娘，叫你跟我做修墓，不聽嘛，偏是一個人，跑臺北去做工……×！」
以為睡著了他的老嫂子，這時睜開了眼睛。
「翠玉仔呢？」伊說，微笑著。
「還沒下課。」月香說，看看自己的腕表。「晚上，我帶伊來看你。」
「你們這個家，到了現在，我是放了心了。」大嫂說。
「嗯。」他說。
「辛辛苦苦，要你讀書，你也讀成了。」伊說。
他苦笑了。
小學畢業那年，他的爸爸和阿番伯要為他在煤礦裏安排一個洗煤工人的位置。大嫂不肯。
「阿爸，」伊說，「阿木能讀，讓他讀罷。」然而，老阿爸就是執意不肯讓他繼續上學。大嫂於是終日在洗菜、煮飯、洗衣的時候，甚至在礦場上同老阿爸一塊喫便當的時候，總是默默地流淚。有一回，在晚飯的桌子上，阿爸歎著氣說：
「總也要看我們有沒有力量。」
「……」
「做工人，就要認命，」阿爸生氣似地說，「坤仔他……錯就錯在讓他讀師範。」
「……」
「說什麼讀師範，不花錢。」阿爸在沉思中搖著頭。
「阿坤說過，讓阿木讀更多、更好的書。」伊說。
他看見阿爸放下了碗筷，抬起他蒼老的面孔。鬍子碴兒黑黑地爬滿了他整個下巴。
「他，什麼時候說的？」阿爸問。
「在……桃鎮的時候。」
長久以來，對於李國木，桃鎮是一個神秘而又哀傷的名字。他的大哥，其實是在一件桃鎮的大逮捕案件的牽連下，在鶯鎮和桃鎮交界的河邊被捕的。少年的時候，他不止一次地去過那河邊，卻只見一片白色的溪石，從遠處伊路連接下來。河床上一片茫茫的野蘆葦在風中搖動。
「都那麼多年了，你還是信他。」阿爸無力地說，摸索著點上一根香煙。
「我信他。」伊說，「才尋到這家來的。」
大嫂默默地收拾著碗筷。在四十燭的昏黃的燈光下，他仍然鮮明地記得：大嫂的淚水便那樣靜靜地滑下伊的於當時仍為堅實的面頰。
老阿爸沒再說話，答應了他去考中學。他一試就中，考取了臺北省立 C 中學。
「我來你們家，是為了喫苦的」
伊說。室內的暖氣在伊消瘦的臉上，塗上了淡淡的紅暈。伊把蓋到頸口的被子往伊的胸口拉著，說：
「我來你們家……」
月香為一把被子拉好。
「我來你們家，是為了吃苦的。」老大嫂說：「現在我們的生活好了這麼多……」
他和月香靜靜地聽著--卻無法理解伊的本意。
「這樣，我們這樣子的生活，妥當嗎？」
老病人憂愁地說，在伊的乾澀的眼中，逐漸泛起淚意。
「嫂。」
他伸出手去探伊的前額，沒有發燒的感覺。
「嫂。」他說。
病人安靜地閉下了眼睛。月香坐了一回，躡著手腳去廚房裏端出了另一小碗鱸魚。
「剩下一點，你吃下去好嗎？」伊和順地說。
他接過魚湯，就在床邊吃著。細心著不弄出聲音來。也許是開始糊塗起來了罷，他思索著大嫂方才的無從索解的話，這樣地在想著。窗外下著細密的雨，使他無端地感到某一種綿綿的哀傷。
「楊教授！」在廚房裏洗碗的月香輕聲叫了起來。
瘦高的楊教授，和王醫師一塊推門走進來。
「飲食的情況呢？」楊教授拿起掛在病人床前的有關病人飯食和排泄的記錄，獨語似地說。
「還算不錯的。」王醫師恭謹地說。
「睡眠呢？」楊教授說，看著沉睡中的病人，「睡了。」
「是的。」月香說，「剛剛才睡去的。」
「嗯。」楊教授說。
「楊教授。」李國木說。
「對了。」楊教授的眼睛透過他的黑色的玳瑁眼鏡，筆直地望著他。「想起來沒？關于伊發病前後的情況。」
他於是一下子想起那個叫做黃貞柏的，剛剛被釋放出來的終身犯帶給老大嫂的衝擊。 「沒有。」他望著老大嫂安詳的睡臉，沮喪地、放棄什麼似地說，
「沒有。想不起來什麼特別的事。」
「哦。」楊教授說。
他跟著楊教授走到門邊，懇切地問他大嫂的病因。楊教授打開病房的門。走廊的冷風向著他撲面吹了過來。
「還不清楚，」楊教授皺著眉頭說，「我只覺得，病人對自己已經絲毫沒有了再活下去的意志。」
「啊！」他說。
「我說不清楚。」楊大夫說，一臉的困惑，「我工作了將近二十年了，很少見過像那樣完全失去生的意念的病人。」
他望著楊醫師走進隔壁的病房，看見他的一頭灰色的捲髮，在廊下的風中神經質地抖動著。
「不。」他失神地對自己說，「不會的。」
他回到他的老大嫂的床邊，看見月香坐在方才自己坐著的椅子上，向病人微笑著，一邊把手伸進被裏，握住被裏的伊的枯乾的卻是暖和的手。
「睡了沒？」月香和藹地說。
「沒有。」大嫂說。
想著在楊教授來過都不知道的、方才的老大嫂的睡容，月香笑了起來。
「睡了，嫂，」月香說，「睡的不長久，睡是睡了的。」
「沒有。」病人說，「淨在做夢。」
「喝水嗎？「月香說，「給你弄一杯果汁罷。」
「あの長い台車の道。」老嫂子呢喃著說：「那一條長長的台車道。」月香回頭望瞭望佇立在床邊專注地凝望著病人的李國木，站了起來。
「讓你坐。」
月香說著，就到廚房裏去準備一杯鮮果汁。他於是又坐在病人的床邊了。「很少見過像伊那樣完全失去生的意念的人。」楊教授的話在他的耳邊縈繞著。
「嫂。」他輕喚著說。
「嗯。」
「僕もな、よくその台車道を夢見ぬのよ。」他用日本話，「我呀，也常夢見那一條台車道呢。」
「……」
「難以忘懷啊，」他說，凝視著伊的蒼黃的側臉，「那年，嫂，你開始上工，和阿爸一塊兒推煤車……」
「哦。」伊微笑了起來。
「這些，我不見得在夜裏夢見。但即使在白日，我也會失神似地回憶著一幕幕那時的光景。」他用日本話說，「嫂，就為了那條台車道，不值得你為了活下去而戰鬥嗎？」
伊徐徐地回過頭來，凝望著他。一小滴眼淚掛在伊的略有笑意的眼角上。然後伊又閉上了眼睛。
窗外愈為幽暗了。雨依然切切地下個不停。現在，他想起從礦山蜿蜒著鶯石山，然後通向車站的煤礦起運場的、那一條細長的、陳舊的、時常叫那些台車動輒脫軌拋錨的台車道來。大嫂「進門」以後的第三年罷，伊便在煤礦補上了一個推煤車工人的缺。「別的女人家可以做的，為什麼我就不能？」當他的爸對於她出去做工表示反對的時候，大嫂這麼說。那時候，小學五年級的他，常常看見大嫂和別的女煤車工一樣，在胳臂、小腿上裹著護臂和護腿，頭戴著斗笠，在炎熱的太陽下，吃力地同另一個女工把滿載的一台煤車，一步步地推上上坡的台車站。汗，濕透了伊們的衣服。學校裏沒課的時候，幼小的他，最愛跟著大嫂出煤車。上坡的時候，他跳下來幫著推；平坦的地方，他大嫂會下來推一段車，又跳上車來，利用車子的慣性，讓車子滑走一程，而他總是留在車上享受放車的快樂。下坡的時候，他和大嫂都留在車上，大嫂一邊跟他說話，一邊把著刹車，注意拐彎時不致沖出軌道……
夏天裏，每當車子在那一大段彎曲的下坡道上滑走，「吼--吼--」的車聲，總要逗出夾道的、密濃的相思樹林中的蟬聲類來，或者使原有的蟬聲，更加的喧嘩。在車聲和蟬聲中，車子在半山腰上一塊巨大無比的鶯石下的台車道上滑行著。而他總是要想起那古老的傳說：鄭成功帶著他的部將在鶯石層下紮營時，總是發現每天有大量的士兵失蹤。後來，便知道了山上有巨大妖物的鶯哥，夜夜出來吞噬士兵。鄭成功伊怒，用火炮打下那鶯哥的頭來。鶯哥一時化為巨石。從那以後，它就不再騷擾軍民了。每次台車打鶯石底下過，少小的他，仍然不免想像著突然從鶯石吐出伊陣迷霧了，吞吃了他和大嫂去。
運煤的台車的終站，是設在鶯鎮火車站後面的起煤場。由幾家煤礦共同使用的這家起煤場，是一塊寬闊的空地。凡是成交後運往中南部的煤，便由各自之台車運到這廣場中各自的棧間，堆積起深黑色的煤堆，等候著裝上載貨的火車，運到目的地去。
有好幾回，他跟著大嫂和另外的女工，把煤車推上高高的棧道，然後把煤倒在成山的煤堆上。從高高的台車棧道上往下看，他看見許多窮苦人家的孩子，在以舊枕木圍成的棧間外，用小畚箕和小掃把掃集倒煤車時漏到棧外的煤屑。而大嫂總是要趁著監工不注意的時候，故意把大把大把的煤碴往外播，讓窮孩子掃回去燒火。
「同樣是窮人，」大嫂說，「就要互相幫助。」
在放回煤礦的空台車上，大嫂忽然柔聲地、唱誦著似地說……
「故鄉人，勞動者……住破厝，壞門窗……三頓飯，番薯簽。每頓菜，豆腐鹽……」
他轉回頭來，奇異地看著伊。太陽在柑仔園那一邊緩緩地往下沉落。大半個鶯鎮的天空，都染成了金紅的顏色。風從相思樹間吹來，迎著急速下坡的台車，使伊的頭髮在風中昂揚地飄動著。
「嫂，你在唱什麼呀？」他笑著說。
那時候他的大嫂，急速地吐了吐舌頭。他抬著頭仰望他大嫂。伊的雙腮因為竟日的勞動而泛著粉紅，伊的眼中發散著並不常見的、興奮的光芒。
「沒有哇。」伊笑了起來，「不能唱，不可以唱哦。現在。」
「為什麼？」
大嫂沒說話。在一個急轉彎中，伊一面把身體熟練地傾向和彎度相對反的方向，維持著急行中的台車的平衡，一邊操縱著煞車，煞車發出尖銳的「唧--唧」的聲音。遠處有野斑鳩相互唱和的聲音傳來。
「你大哥教了我的。」
滑過急彎，伊忽然平靜地說。一團黑色的東西，在相思林中柔嫩的枝條上優美而敏捷地飛竄著。
「嫂，你看！」他興奮地叫喊著，「你看，松鼠！松鼠唉！」
「你大哥教了我的。」大嫂說，直直地凝望著台車前去的路，眼中散發著溫柔的光亮，「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三字歌仔，叫做『三字集』。你大哥說。」大嫂子說，「在日本時代，臺灣的工人運動家用它來教育工人和農人，反對日本，你大哥說的。」
「哦。」他似懂非懂地說。
「你大哥，他，在那年，正在著手改寫這原來的『三字集』。有些情況和日本時代有一點不同了，你大哥說。」伊獨語似地說，「後來，風聲緊了，你大哥他把稿子拿來托我收藏。風聲鬆了，我會回來拿，你大哥說……」
「……」
台車逐漸放慢了速度。過了湳仔，是一段從平坦向輕微上坡轉移的一段台車路。大嫂子跳下車開始輕輕地推車子，他則依然留在台車上，落入與他的年齡極不相稱的沉默裏。
後來呢？後來，我大哥呢？那時候的少小的他，有幾次想開口問伊，卻終於只把疑問吞咽了下去。甚至於到了現在，坐在沉睡著的伊的病床前，他還是想對於有關大哥的事，問個清楚。長年以來，儘管隨著年齡和教育的增長，他對於他的大哥死於刑場的意義，有一個概括的理解。但愈是這樣，他也愈渴想著要究明關乎大哥的一切。然則，幾十年來，大哥一直是阿爸、大嫂和他的渴念、恐懼和禁忌，彷彿成了全家--甚至是全社會的不堪觸撫的痛傷……而這隱隱的痛傷，在不知不覺中，經過大嫂為了貧困、殘破的家的無我的獻身，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驅迫著李國木「回避政治」、「努力上進」。使一個原是赤貧、破落的家庭的孩子的他，終於讀完了大學。經過幾年實習性的工作，他終於能在三年多以前，取得會計師的資格，在臺北市的東區租下了雖然不大，卻裝潢齊整而高雅的辦公室，獨自經營殷實的會計師事務所。他帶著大嫂，遷離故鄉的鶯鎮住到臺北高等住宅區的公寓，也便是在那一年。
三個多月以後，李國木的大嫂，終於在醫學所無法解釋的緩慢的衰竭中死去。把老大嫂的屍體送到殯儀館的當天晚上，他獨自一人在伊的房間裏整理伊的遺物，卻在一個收置若干簡單的飾物的漆盒中，發現了一個厚厚的信封。信封上有伊娟好的字寫成的：「黃貞柏先生」。他不知不覺地打開不曾封口的信封，開始讀著大嫂用一種與他在大學中學會的日語不同的、典雅的日文寫成的信。
拜啟
我是蔡千惠。那個被您非常溫藹、真誠地照顧過的千惠。
您還記得罷？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夜晚，在桃鎮崁頂的一個小村莊，您第一次拉著我的手。您對我說，為了廣泛的勤勞者真實的幸福，每天賭著生命的危險，所以決定暫時擱置我們兩家提出的訂婚之議。我的心情，務必請你能夠瞭解啊，這樣子說著的，在無數熠熠的星光下的您的側臉，我至今都無法忘懷。
那夜以後的半年之後，您終於讓我見到了您平時一再尊敬和熱情的口氣提起的李國坤桑。
事情已經過去了三十年多。所以，在前日的報紙上看見您安然地釋放回到故里的現在，不論在道德上和感情上，我都應該說出來。那時候，你叫我稱呼國坤桑為「國坤大哥」，我卻感到一種惆悵的幸福的感覺。「好女孩子呢，貞柏。」記得當時國坤大哥爽朗地笑著，這樣子對您說。然後，他用他那伊對濃眉下的清澈的眼睛，親切地看著早已漲紅了臉的我，說，「嫁給貞柏這種只是一心要為別人的幸福去死的傢伙做老婆，可是很苦的事。」和國坤大哥分手後，我們挑著一條曲曲彎彎的山路往桃鎮走。在山路上，您講了很多話：講您和國坤大哥一起在做的工作；講您們的理想；講著我們中國的幸福和光明的遠景。「喂，千惠，今天怎麼不愛說話了？」記得您這樣問了我嗎？「因為想著您的那些難懂的話的緣故。」我說著，就不爭氣地掉下了眼淚。
當然，您是不曾注意到的。在那一條山路上，貞柏桑，我整個的心都裝滿著國坤大哥的影子……他的親切和溫暖、他朗朗的笑聲、他堅毅而勇敢的濃黑眉毛，和他那正直、熱切的目光。因為事情已經過去；因為是三十年後的現在；因為您和國坤大哥都是光明和正直的男子，我以渡過了五十多年的歲月的初老的女子的心，想著在那一截山路上的少女的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戀愛著的心（切をいこ女の戀心）！
可是，貞柏桑，倘若時光能夠回轉，而歷史能夠重新敘寫，我還是和當初一樣，一百個願意做您的妻子。事實上，即使是靜靜地傾聽您高談闊論，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彎曲的山路，我堅決地知道，我要做一個能叫您信賴，能為您和國坤大哥那樣的人，吃盡人間的苦難而不稍悔的妻子。
然而運命的風暴，終於無情地襲來，由於我已回到台南去讀書，您們被逮捕檢束的事，我要遲到十月間才知道。我的二兄漢廷也被抓走了。我的父母親為此幾乎崩潰了。但其後不久，我終於發現到……我的父親和母親的悲忿，來自於看見了整個逮捕在當時的桃鎮白茫茫地展開，而曾經在中國大陸體驗過恐怖的他們，竟而暗地裏向他們接洽漢廷自首的條件。而漢廷，我那不中用的二兄，伊連有幾個深夜，同他們出去，直到薄明方回。他瞞住了他的好友，他的同志的您和國坤大哥，卻仍然不免於逮捕。
貞柏桑，請您無論如何抑制您必有的震駭和忿怒，繼續讀完這封由一個卑鄙的背叛者（裹切者）的妹妹寫的信。
半年後，蒼白而衰弱的漢廷回來了。他一貫有多麼的疼愛我，您是知道的。在熬不過良心的呵責時，醉酒的我的二兄漢廷，陸陸續續地向他的妹妹說出了一場牽連廣闊的逮捕。
為了使那麼多像您、像國坤大哥那樣勇敢、無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麼黑暗的命運，我為二兄漢廷感到無從排解的、近於絕望的苦痛、羞恥和悲傷。
我必須贖回我們家族的罪愆。貞柏桑，這就是當時經過幾乎毀滅性的心靈的摧折之後的我的信念。
一年多以後，我從報紙上知道了國坤大哥，同時許許多多我從不曾聽您說過的青年（其中有兩個是我記得和您在崁頂見過面的、樸實的青年），一起被槍殺了。我也知道了您受到終身監禁的判決。
我終於決定冒充國坤大哥在外結過婚的女子，投身於他的家，絕不單純地只是基於我那素來不曾向人透露，對於國坤大哥的愛慕之心。
我那樣做，其實是深深地記得您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國坤大哥的家，有多麼貧困。您告訴過我，他有一位一向羸弱的母親，和一個幼小的弟弟，和一個在煤礦場當工人的老父。而您，薄有資產的家族和您的三位兄長，都應該使您沒有後顧的憂慮罷。然而，更我安心地、坦然地做了決定的，還是您和國坤大哥素常所表現出來的，您們相互間那麼深摯、光明、無私而正直的友情。原以為這一生再也無法活著見您回來，我說服自己：到國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為了那勇於為勤勞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
貞柏桑：懷著這樣的想像中您對我應有的信賴，我走進國坤大哥的陰暗、貧窮、破敗的家門。我狠狠地勞動，像苛毒地虐待著別人似地，役使著自己的肉體和精神。我進過礦坑，當過推煤車的工人，當過煤棧間裝運煤塊的工人。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時候，我就想著和國坤大哥同時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樣，被流放到據說是一個寸草不生的離島，去承受永遠沒有終期的苦刑的人們。每次，當我在洗浴時看見自己曾經像花朵一般年輕的身體，在日以繼夜的重勞動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爛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馬場町的國坤大哥，和在長期監禁中，為世人完全遺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您們的體魄，而心甘如飴。
幾十年來，為了您和國坤大哥的緣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層，秘藏著一個您們時常夢想過的夢。白日失神時，光只是想著您們夢中的旗幟，在鎮上的天空裏飄揚，就禁不住使我熱淚滿眶，分不清是悲哀還是高興。對於政治，我是不十分懂得的。但是，也為了您們的緣故，我始終沒有放棄讀報的習慣。近年來，我帶著老花眼鏡，讀著中國大陸的一些變化，不時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擔心。不為別的，我只關心：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兩天前，忽然間知道您竟平安回來了。貞柏桑，我是多麼的高興！三十多年的羈囚，也真辛苦了您了。在您不在的三十年中，人們兀自嫁娶、宴樂，把其他在荒遠的孤島上煎熬的人們，完全遺忘了。這樣地想著，才忽然發現隨著國木的立業與成家，我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早在十七年前，我們已搬離了台車道邊那間土角厝。七年前，我們遷到臺北。而我，受到國木一家敬謹的孝順，過著舒適、悠閒的生活。
貞柏桑：這樣的一想，我竟也有七、八年間，完全遺忘了您和國坤大哥。我對於不知不覺間深深地墮落了的自己，感到五體震顫的驚愕。
就這幾天，我突然對於國木一寸寸建立起來的房子、地毯、冷暖氣、沙發、彩色電視、音響和汽車，感到刺心的羞恥。那不是我不斷地教育和督促國木「避開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實的結果嗎？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輕死以贖回我的可恥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後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我遺忘了。
我感到絕望性的、廢然的心懷。長時間以來，自以為棄絕了自己的家人，刻意自苦，去為他人而活的一生，到了在黃泉之下的一日，能討得您和國坤大哥的讚賞。有時候，我甚至幻想著穿著白衣、戴著紅花的自己，站在您和國坤大哥中間，彷彿要一道去接受像神明一般的勤勞者的褒賞。
如今，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然則驚醒的一刻，卻同時感到自己已經油盡燈滅了。
暌別了漫長的三十年，回去的故里，諒必也有天翻地覆的變化罷。對於曾經為了「人應有的活法而鬥爭」的您，出獄，恐怕也是另一場艱難崎嶇的開端罷。只是，面對廣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鬥爭，怕是要比往時更為艱苦罷？我這樣地為您憂愁著。
請硬朗地戰鬥去罷。
至於我，這失敗的一生，也該有個結束。但是，如果您還願意，請您一生都不要忘記，當年在那一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的少女。
謹致。
黃貞柏祥 千惠上
他把厚厚的一疊用著流暢而娟好的沾水筆寫好的信，重又收入信封，流著滿臉、滿腮的眼淚。
「國木！怎麼樣了？」
端著一碗冰凍過的蓮子湯，走進老大嫂的房裏的月香，驚異地叫著。
「沒什麼。」他沉著地掏出手帕，擦拭著眼淚。 「沒什麼。」他說：「我，想念，大嫂……」
他哽咽起來。伊抬頭，他看見放大了的相片中的大哥，晴朗的天空下，在不知是臺灣的什麼地方，瞭望著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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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7-04-16, 顏士凱, 『人間』不死(二): 小說與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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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勢而下[4] 正修科大 97 樂學園地
寧可粉身碎骨
以窒息的速度
逃離亙古的宿命
孤注一擲
無所謂天與地
與暈眩共一體
歡唱風的進行曲
何須在意誰將痛苦
何須理會誰必不幸
沒什麼要小心的
在旅程完結之際
http://120.118.195.8:88/plan/97happytolearn/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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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5] 2012-07-13, 郭素貞, 一封遲到六十一年的信, 蘋果日報
陳映真，原名陳永善，一九三七年生，藉貫台北縣鶯歌。淡江文理學院外文系畢業，一九八三年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寫作計畫」。陳映真年輕時閱讀不少中國三零年代作品，受魯迅影響極深。一九六八年因被控組織「民主台灣同盟」，「陰謀叛亂」的罪名入獄七年。一九七七年參與鄉土文學論戰，有力地反擊了御用文人偏狹的文學觀。八十年代主持以報導會弱勢階層的《人間》雜誌，對當時會與知識份子產生巨大的震撼，也替日後台灣的報導文學打下基礎。任人間出版社發行人。曾獲吳濁流文學獎和時報文學獎推薦獎。著有小說集《我的弟弟康雄》、《唐倩的喜劇》、《上班族的一日》、《萬商帝君》、《鈴鐺花》、《華盛頓大樓》、《忠孝公園》等，評論集《知識人的偏執》、《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及《陳映真作品集》第六至第十五卷等。
（山路）是一篇對於一段陰暗歷史的痛切反省和無奈告白。千惠為了實踐理想，甘心偽裝成「男友的同志」的未亡人，辛勤數十年，直至當年情人從牢獄中被釋放，重新喚醒久遠的記憶和傷痛，她無從面對突然現身於當下現實的「過往」，以致迅速邁向死亡的道途。小說最末千惠的遺信，正是一名有志節者也抵擋不住歲月消磨的紀錄，而幽隱的記憶又如何抵抗必然的遺忘？個人尚且如此，那龐大的、時時受到牽制的歷史紀錄，是否也難逃被棄置的命運呢？（山路）固然是對歷史記憶與革命道路的思索，同時也充滿了感傷回顧的氣息，如王德威所言，於在陳映真的創作生涯中，此乃「他對於一已曾獻身（或陷身？）政治的情歲月，充滿鄉式的類比追憶與反省」。正如千惠身上的「原罪」與「愛」，已然近乎宗教情操，奠基在對「真理」的虔誠信仰之上，一種無私無我、奉獻犧牲的「人道愛」，一如為眾生苦難而殉道的耶穌。
問題與討論
1 試探討論台灣「左翼文學」的傳統。
http://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713/34365192/
[6] 2012-07-16, 公共電視, 有話好說, 陳信聰「親愛的吾妻：（一）夫妻中途而別，對不起您，請您原諒。（二）假如可能，希望您再婚！（三）志遠、素貞的將來一任您，託您設法使他們姊弟進學吧。」父親於61年前遭槍決。他在臨刑前夕寫下了這些話。我今年終於拿回他的五封遺書；可是高齡85的母親，其心智狀況卻已無法理解摯愛的丈夫，臨終留給她的文字了。
今年偶然由從事歷史研究朋友處得知，檔案局竟然藏有我父親與一百多位政治受難者的遺書與私人書信。找新聞來看，才知若沒有其他遺屬與民間團體的力爭，這些私人文件恐會繼續塵封在不見天日的檔案櫃中。
我覺得荒謬的是，所謂的遺書不就是死刑者要留給遺屬的嗎？這一封封受難者親筆寫下的書信，傳遞了他們身陷牢獄中對家人無盡的想念與情分，也訴說著理想與家庭責任難兩全的虧欠感與無奈。他們的一筆一畫，盼能成為一絲一縷的安慰，在天人永隔之時，讓家人還能有最後的情感寄託。讓死者誤以為多少能起安慰作用的遺書，會很快送達家屬手中。但我們一等就是60年。
受難者想對家人說幾句話的遺願及盼望存留人世的美好意念，政府冷眼以對，受難者之所以在生命將盡之時，寫下隻字片語，是他們對國家最後的信心與請託，即使受到這麼多冤屈與不公的對待，仍盼望信會被送到家人手中，但國家再次辜負他們。這是對死囚的欺騙？還是對家屬的欺侮？
雖然現在已是民主社會，這荒謬也沒減輕。這些本來就屬我們的私人文件，被政府扣押侵占超過60年後，還得去向檔案局提出申請返還，過程繁瑣不便，要所有有繼承權的子女都提供身分證明，親筆簽署委託某位子女代辦，散居各地的親屬只好互相郵寄同意書。聯絡過程中我忍不住委曲地想，這為何不是政府派人主動來聯繫辦理，是他們佔了爸爸的東西耶！
淚讀遺書悍拒摸頭
再說到檔案的申請，我平日忙於照料母親，趁這次到檔案局之便順便申請父親案件卷宗，包括他的自白書。結果除身分證明文件外，還得提供父親的「除戶證明戶口謄本」！人被政府槍決，身分證有登載，我們也早就得到政府設置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補償，檔案局不能自行調查事實嗎？
公務機關彼此能橫向聯繫完成的官僚作業，卻要遺屬在烈日下來回奔波補件，這是民主政府的「公僕」對於政治受難者與家屬該有的「服務」嗎？另一位父親也遭槍決的家屬就覺得不受尊重，氣得不願再申請檔案。
所以當我在檔案局流著淚讀完父親的遺書時，檔案局問我是否願意在7月15日，解嚴25周年當天出席紀念儀式，由馬總統親手把遺書還我。我當下拒絕，只覺有點荒謬。若政府對整個事件、受難者或遺族多點尊重，這封家書不會來得這麼遲、這麼痛、甚至令人憤怒。
我希望藉由我的經驗，能讓往後其他申請檔案的家屬，有更便利、更友善的措施。關於解嚴或人權紀念日，不論我們有多麼嚴肅、崇高的訴求，都該落實在最基本日常的實踐中，這對我來說，意味能早點知道父親在臨走前的掛念，能在失去父親後有機會睹物思人，能明白他對我的期許與不捨。
作者的父親郭慶，在1952年遭到槍決
遲到六十年的遺書！吞忍一輩子的眼淚！ 與妻女訣別！時代悲劇？當國家屠殺人民…
來賓：黃大一（白色恐怖受難家屬 ）、陳儀深（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王丰（傳記作家）、葉虹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TZDkDDx-Ko
[7] 2012-07-21, 隨機人生, 重讀〈山路〉
背叛了自己是最痛的背叛。
回覆刪除義無反顧的愛，是無怨無悔的全然。
真愛、非文、非口蜜語也，更非是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