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行前也在李登輝基金會暑期青獅營與青年學子座談 [2] [3]，發表了內容相關的演說。
容我多嘴。根據 [2] [3]，李登輝所謂「典範轉移」，就是 "paradigm shift" 的意思。在同一場演講中，他也特別提起所謂「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特殊」的意涵。他表示，「特殊」就是 "sui genesis" 的意思。演講中他沒有多做解釋，所以容我在此多嘴，這是拉丁文，sui 是「它自己」的意思，寫成英文可以是 "of its own"。genesis 有「本性、本質」的意思，英文可以說是 "birth, beginning, nativity" 等義。兩個字合在一起，sui genesis 可以解為 "of its own kind"，也就是「自成一類」的意思。在許多科學領域，要是出現了一種無法歸類的存在，研究者便常常讓它們「自成一類」，因為這種存在無法以既存的模型去理解或規範。所以雖然漢字版本寫為「特殊」，不過在那次演講當中，他特別提醒其原始的意圖，意思可解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自成一格的，無法以既存的學理與模型去理解或套用。容我大膽，也就是說，這個「國與國關係」必須以獨特、前所未見的方式，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這讓我想起，不需要文謅謅地一堆拉丁文，我們的年輕學子與公民就已經在 2014-03-18 的學運事件，展現出「走出自己」的決心與行動力。公民占據立法院，當然是「憲政」的重大事件，當台灣人民開始思考自己與憲法的關係時，我們都會引述美國憲法學者 Bluce Ackerman 所謂的「憲政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b]。這時，我們就必須謹慎地、保持距離地看待既存的學理。因為如果我的解釋是李登輝的原意，那麼，台灣的「憲政時刻」也必須是 sui genesis。所以，它必須是「台灣憲政時刻」，不能等待，無法套用，必須自發性地，以自己獨特的處境與思考方式，找出屬於台灣自己的憲政之路。不要忘了，科學上大部分的 major breakthroughs 也都是在這種心境下發生的！
李登輝, 臉書, 2015-07-23
https://www.facebook.com/tenghuilee/posts/838400292880777
很高興今天能到日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與近三百位國會議員分享台灣的改革經驗！
台灣的典範轉移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脫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著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Related Links
[a] 2015-08-25 轉載：李登輝的 Voice 訪談 2015
http://kolmogolovi.blogspot.com/2015/08/lee-teng-hui-201509-voice-talk.html
[b] 2014-05-29 台灣的憲政時刻
http://kolmogolovi.blogspot.com/2014/05/constitutional-moment-formosae.html
[1] 日本國會議員會館演講 李登輝-台灣的典範轉移, twimitv, 2015-07-2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v7W5QoM0bU
TWIMI | 獨立媒體 http://www.twimi.net (轉貼請保留此連結)[2] 1/2 李登輝：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台灣典範轉移的過程）, twimitv, 2015-07-10
前總統李登輝今天（7/22）下午在日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 ，以「台灣的典範轉移」為題發表演講；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親臨致詞，並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胞弟、眾議員岸信夫主持問答。這也是李登輝第一次在日本國會議員會館演說。演講內容是台灣這些年來「典範」的變化，以及國家政策、民主化、自由化與修憲等等為主。
九十二歲高齡的李登輝全程以日語演說，他鏗鏘有力的表示，他現年92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他要把餘生獻給台灣，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TXuCRyGHPE
TWIMI | 獨立媒體 http://www.twimi.net (轉貼請保留此連結)[3] 2/2 李登輝：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台灣典範轉移的過程）, twimitv, 2015-07-10
前總統李登輝今天（7/10）出席李登輝基金會暑期青獅營與青年學子座談，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台灣典範轉移的過程）」為題對學生演講。他認為，國家要有希望，執政者就應該多替年輕人思考，多聽年輕人的意見，因為，年輕人的未來就等同於國家的未來。處在這樣的困境中，他勉勵大家以正面態度去面對，鍛鍊自己，克服障礙，發揮力量，讓自己足以承擔責任，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新時代。
李登輝說，同樣的，年輕人遭遇的困境就是國家社會的危機；台灣這幾年，政府施政無能，貧富差距持續拉大高達九十九倍，財富所得分配兩極化，少數財團財大氣粗，而勞工卻普遍低薪化，收入永遠追不到高漲的房價與物價，相對剝奪感不免提高。這樣的憤怒在去年三一八學運、九合一大選爆發出來，讓社會看見年輕人用行動表達對執政者最直接的抗議。
李登輝指出，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他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國家根基，當時我把他稱為建立「新中原文化」。
李登輝說，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的實現。他提到自己在生命途程中，一向目標意識明確，且始終朝目標前進。經歷各種不同人生體驗，終於悟得了「不是我的我」的人生正確意涵，也是新時代台灣人的真實意義。其實，這個意涵，也正是到今天，他辯証成長的生命完整寫照。
李登輝表示，一個國家改革要成功，不可或缺的是年輕人一定要志氣高昂地展開行動，我們從日本幕末時代，日本青年滿懷熱情創造了新日本可以得到啟示。希望各位懷抱理想與熱情，秉持為國家承擔時代責任的勇氣與使命感，為台灣挺身而出，用熱情去感染全國人民，喚起大家一起為打造台灣美麗國家願景而開始行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JASZ3kQ2F0
[4] 李登輝, 臉書, 2015-07-23
https://www.facebook.com/tenghuilee/posts/838782666175873
今天來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與來自世界各國媒體派駐在日本的特派員分享「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5] 李登輝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演講-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 twimitv, 2015-07-23
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副會長彼得・蘭根(Peter Langan)先生，以及齊聚會場的各位記者先進，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這次受邀到國會演講，昨天有機會向許多國會議員發表談話。
再來就是今天，這是二○○七年六月以來，時隔八年再次造訪，能二度獲得演講的機會，實在深感榮幸。
八年前，參訪殷盼多年的奧之細道，猶記旅行最後一天，就在這裡發表演說。當時坐在身旁的中嶋嶺雄教授，如今已成故人，不禁感慨歲月無情。
另外，中國八年來經濟發展順利，在國際社會的發言份量與日俱增，擴張領土的野心也愈趨明顯。這種現象，與主導世界政治走向的美國弱化發言權，應該不無關係。
過去是美國和日本等先進五國，所謂的G5在決定世界經濟和政治走向，後來先進國家的力量同步衰落，新興國家的發言權轉趨強勁。國際秩序走向多樣化，但能取代美國、承擔統御全球能力並擁有經濟實力的國家或組織，已經不存在了。
換言之，欠缺發揮主導功能的國家，可說正是國際秩序的崩毀。美國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就把它稱為「G零」的世界。讓我來說，就是戰國時代的來臨。
面對這種混沌時代，經常盤桓在我腦海的是，我們台灣的未來。所以，今天就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為題，向各位談談我的想法。
台灣是移民組成的社會，信史以前，原住民已居住在台灣的平原和山地；從對岸福建等地渡海來台的人，被稱為漢人、客家人，戰後從中國大陸東渡的主要是外省人。另外，四百年來有六個外來政權統治台灣，清朝時代台灣被視為「化外之地」，曾經長期未納入版圖。
一八九五年，日清兩國在馬關召開和談會議，談到割讓台灣的問題，清國代表李鴻章對日本代表伊藤博文說：「台灣難治，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乃大清治權未及的化外之地。」
對此，伊藤博文說：「日本願接納台灣」，從而接受割讓。如其所言，後來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間，完成了前近代農業社會轉型為近代化社會的改變。
只是，台灣到現還是移民社會。因為如此，我擔任總統時認為，既然帶領這樣的移民社會，就一定要設法化解族群對立的問題。
如果像過去那樣，台灣人內部自己區分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就不可能建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我當時覺得，一定要讓台灣這個祖先生息之地撤除不同族群的藩籬，引領台灣擘建為新國家。
一九九四年春天，當時我還是總統，這已經是超過二十年的往事了。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完成《台灣紀行》的創作後再度訪台。他遵守前一年見面時約定「明年四月再度來台」的承諾，前來拜會本人。
當時我和內人談到要和司馬先生談什麼好？內人說「不妨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擁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生為台灣人卻無法為自己的國家奉獻，確實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台灣付出，對台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
同時，我對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慘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許，有朝一日，希望能為台灣建立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的尊嚴。
後來有機會參與政府工作，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還要把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接著要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標。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落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
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來了國民黨政權，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在這種狀況下，台灣人便湧現「新時代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還是以二等公民來對待台灣人。
後來爆發二二八事件，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當時台灣人站在兩個外來政權之間的邊緣線上，對於我的自我意識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作用。這種狀況，顯示台灣人意識到自己是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兩種生命形式、兩種世界、兩種時代的邊緣人。
幾年前，我在台灣出版的《新時代台灣人》這本書寫道：
「完成民主改革，蛻變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不應走回民族國家的老路。」一定要從虛幻的大中華思想中跳脫出來。台灣國民的共同意識應該是民主，而非民族。因此，本人倡導的「新時代台灣人」，就是統稱民主社會中擁有公民意識的國民。
新時代台灣人，絕不是以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形成台灣民族的主體，而是基於一視同仁的觀點，把所有人都視為平等的公民。
新時代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應致力於精神改革，擁有新意識，還要實現主體思想的變革。
透過「新時代台灣人」的自我意識，才可能確立「自己是誰？台灣人是誰？」的自我認同。自己透過「一個人的獨立，就是台灣人」的絕對認識，過去的自己就能獲救。
以新思維來否定過去，建設新未來。其結果，可以深化民主，進一步打造出新而民主、自由的台灣。
接下來，我想談談「中國的託古改制」。「託古改制」是「參照舊制進行改革」，這種思考重視舊制度的承襲。
打開中國歷史，黃帝之後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這個體系被認為是「中國的法統」。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所以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範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絕對沒錯。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從毛澤東開始，以至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表面看起來是「共產黨」，其實就統治策略來看，共產黨早已中國化。就連中國收回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中國固有的產物，並不是鄧小平所發明。
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今年三月，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去世。由於同年，所以我們常常被拿來援引比較，我想說明的是，李光耀和我的思想完全不同。
著有《文明衝突論》的哈佛大學杭亭頓教授，他的評論寫道：「李登輝死後，台灣將留下民主，但李光耀死後，制度隨之而去。」
李光耀採行的是亞洲價值的同族主宰體制，我推動的則是尊重民主自由的世界價值。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在此，本人想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新方向。「脫古改新」是擺脫舊體制，重新改弦更張，也就是甩開亞洲價值之意。
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潮流所接受。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的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著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透過六次修憲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達成主要修憲目標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台灣人民選舉、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等，陸續完成改革工作。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
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彭、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到了一九九九年，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更明白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分界線。我們可以這樣講，超過半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能夠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我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的國家根基，當時我把它稱為建立「新中原文化」。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今天就跟各位談談「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承蒙各位聆聽，謝謝大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54muIgw1qI
TWIMI | 獨立媒體 http://www.twimi.net (轉貼請保留此連結)[6] 李登輝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演講-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QA, twimitv, 2015-07-23
前總統李登輝今天（7/23）受邀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發表「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演講，這是2007年以來，他第2度在日本外國記者協會進行演講。李登輝說，在他有機會當上總統後，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還要把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接著，要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標」。
李登輝表示，一九九四年春天，當時他還是總統，這已經是超過二十年的往事了。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完成《台灣紀行》的創作後再度訪台。他遵守前一年見面時約定「明年四月再度來台」的承諾，前來拜會。
李登輝說，當時他和內人談到要和司馬先生談什麼好？內人說「不妨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擁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生為台灣人卻無法為自己的國家奉獻，確實是很悲哀的事情。
李登輝指出，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台灣付出，對台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同時，我對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慘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許，有朝一日，希望能為台灣建立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的尊嚴。
李登輝說，他能有機會參與政府工作，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還要把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接著要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7KhgF-QBv0
TWIMI | 獨立媒體 http://www.twimi.net (轉貼請保留此連結)[7] 俳句日本立碑 李登輝：比拿諾貝爾獎光榮, twimitv, 2015-7-25
前總統李登輝今天（7/23）受邀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發表「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演講，並與媒體進行將近一小時的問答。上午傳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往李登輝下榻飯店拜會，媒體詢問李登輝是否屬實，他不願多談，只表示「關於這個我無法回答，我唯一能說的、可以肯定的是安倍首相的貢獻，我能說的就是這些。」
有媒體詢問對於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對於兩岸提出「維持現狀」說法，李登輝說，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從過去到現在都不變，從他的觀點來看應該是，他這次來訪回去之後應該會影響到蔡英文，讓蔡英文的維持現狀更加明確，他很強烈的支持蔡英文的「維持現狀」說。
至於對明年的新總統有何期待？李登輝則說，民進黨現在的候選人蔡英文，他在當總統的時候，蔡英文是他的國安諮詢委員，蔡英文透國安諮詢委員這個工作了解台灣與日本、美國關係，從他的眼裡看來，蔡英文當選總統的話，一定是會悍衛台灣的主體性的。
媒體詢問，有關台灣與中國的貿易問題，他對馬英九總統的對中政策有何看法？他的政策成功嗎？還是太過度親中？台灣經濟是否已經虛弱到無法抵擋北京的勒索？李登輝表示，馬英九的支持度只剩下9%，馬英九的政策沒有一點為台灣人民著想，現在台灣太親中，對中國投資太多影響自己台灣的經濟，
李登輝說，他不想再多批評馬英九，他也當過總統，已經退休的總統批評現任總統不好，但是從人民眼光來看馬英九，只有9%的人支持馬英九，表示馬英九的這些政策完全沒用，馬英九可以睡的很好，可是人民睡的不好，。李登輝也認為台灣非常需要修憲，但馬英九不想修憲，一直活在過去，當總統應該要很積極面對這問題，不應該像馬英九一樣逃避。
媒體問到李登輝認為釣魚台，也就是尖閣群島，是屬於日本或是中國？他再次強調，對於尖閣群島的主權他說過很多次，尖閣群島主權是屬於日本的，主權不是台灣的。
中國媒體詢問，當年李登輝制訂《國統綱領》，提出了與中國實現統一的計畫綱要 ，他感覺李登輝曾經想跟中國統一，但經過九二年的「九二共識」之後李登輝改變想法，往獨立方向走，與中國越來越遠，到底台灣是想獨立還是想統一？李登輝表示，國家統一委員會的設立是在國民黨時代，當時剷除獨裁政權的唯一方法就是讓台灣有一個國家，關於統一的想法，立場是設在中國是民主、自由的前提下。
李登輝說，但是他心理認為中國不可能做到，這想法根本上不是建築在中國與台灣統一。國民黨以前的保守派現在已經不講反共，反對台灣、中國內戰，國家統一委員會的設立是為了安撫那些保守派國民黨員，和中國統一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要自由、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中國管好自己中國，台灣管好自己台灣，他強調「台灣就是台灣，中國就是中國，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_OJsLxnb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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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李登輝訪日第5天，今天（7/25）來到宮城縣瑞巖寺為2007年與夫人曾文惠寫的俳句揭牌，並植樹，看見自己2007年寫的俳句被做成句碑，在經過311地震後沒有受損，屹立不搖，前總統李登輝有許多感觸。
原本夫人曾文惠要一起出訪，這個行程也是夫人指定一定要再來，卻因為身體不適臨時取消行程，李登輝雖然覺得可惜，但認為夫人身體健康更重要，他說，雖然夫人沒來，但女兒、孫女李坤儀都會拍照片阿嬤看。
李登輝曾說過，他的俳句能夠在這裡被立句碑，這份榮耀比得到諾貝爾獎還光榮，他說「我有5遍被提諾貝爾和平獎，被人反對5遍都沒辦法拿，有這個機會在日本留一個碑，有很大的意義。」
李登輝在揭牌後致詞表示，自從2007年以來，有8年未到此地了， 對於日本的遭受震災之苦非常的難過，剛剛從搭車看到沿路的風景，但是這次來跟之前來訪問時風景沒有什不同，讓他鬆了一口氣，對於大家致力復興與重建松島，也表示感謝之意。
李登輝說，對於他跟夫人的俳句能被做成句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也感到很驕傲。他回憶道「我寫的是，松島光與影炫目之光，太太寫的是，松島浪漫竊竊私語夏之海，那個時候太太在念光與影的時候，剛好下起雨來，回想起來還真有趣。」這段話也讓現場掌聲、笑聲不斷。
李登輝表示，此次太太無法一起來感到遺憾，看到在李登輝之友會宮城縣支部的努力，及日本文化部的協助下，瑞嚴寺將這兩首俳句立下句碑，他感到很高興，也非常感謝大家。
李登輝, 臉書, 2015-07-25
https://www.facebook.com/tenghuilee/posts/839520119435461
今天帶著家人舊地重遊到瑞嚴寺參訪，當年我與太太所寫的俳句，被寺方立下句碑，今日更為我舉辦揭碑及植樹儀式，這是我一生的光榮。
謝詞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宮城縣支部長、宮城縣議會議員、瑞嚴寺住持，感謝你們的盛大歡迎，大家好！
2007年以來，暌違八年後我再次來到松島，聽說東日本大地震為這裡的美景帶來相當大的災害，讓我感到相當痛心。但是，剛剛在車上沿路看到，上次來訪的美麗風景，並未改變，讓我感到非常欣慰，對各位努力復原的表現非常敬佩。
眾所皆知，八年前來此訪問時，本人及太太所做的俳句被瑞嚴寺立碑。聽聞松尾芭蕉對松島的美景並未做任何俳句時，我覺得有點遺憾，因此我就跟太太分別各寫一首俳句。我寫的是「松島，光與影，炫目之光」、太太寫的是「松島，浪漫竊竊私語，夏之海」。那個時候，太太在念光與影的時候，剛好下起雨來，回想起來還真有趣。
之後，在李登輝之友會宮城縣支部的努力下，這兩首俳句被瑞嚴寺立下句碑，對我而言，這種榮譽比起諾貝爾獎更是崇高，我真的非常感謝。太太因此經常說，如果有機會再來日本參訪時，一定要回來松島看看這個句碑。
這次因為受到日本國會的邀請，終於實現我的願望再次訪日，但太太在出發之前身體不適，無法一同前來日本，真是令人遺憾。我回到台灣之後，一定會跟太太報告大家的盛情。
在此，衷心感謝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宮城縣支部為歡迎我到來所做的準備，以上是我的感想，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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