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9

轉載:老包, 〈有勇無謀台灣人〉

老包, 有勇無謀台灣人, 2013-01-25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126071


親愛的讀者,二○一三年的行進列車已開動,然而每年這個時候卻是台灣人生活作息相當尷尬的季節:一方面高度國際化的島國,已跨上新年度的軌道,另一方面,農曆年春節長假又等在那邊……。整個社會的運轉節奏,就有點像是跳針的黑膠唱片,顯得不是很順暢。
大約一個月前,我寫了一篇二○一二年終簡單省思話題,但上週又受邀參加了一場年終尾牙宴。這樣就有點像是年終省思的「續集」,感覺怪怪的,被迫當個嘮叨的評論家。我參加的這個尾牙宴,是很特殊的台派文化界聚餐,值得一提。

二○○八年台派歷經扁家帶來的政治土石流後,國民黨不但復辟成功,整個社會也面臨台派被集體清算(精神與物質)的慘況。我猜台裔日本文豪黃文雄,大概是因為這樣,就把他往昔回台找幾個好友吃尾牙的聚會活動,擴大為文化界的尾牙聚餐,由他作東的此項尾牙宴,每次邀約近百人,已經持續舉辦了幾年。每次獲邀參加這項聚餐,私底下我都會說「很像台北橋下的尾牙」(指為遊民辦的寒冬送暖公益尾牙宴);這樣說是有點自我解嘲的意味,但想想,黃文雄並不是一個企業家,他是一個七十多歲、純粹用手寫筆耕,靠賣書版稅收入生活的文人,拜日本讀書風氣鼎盛之賜,他還能有些收入來關切台灣這些苦哈哈的文人。像今年我就向他表達了過意不去的感覺,他笑哈哈跟我說:放心啦,去年度我的書賣得不錯,將近四十萬本呢……。

大文豪黃文雄在日本是批中顯學的泰斗,去年因爆發了釣魚台事件,日中處於一種劍拔弩張的狀態,非理性的中國社會,更對在中國經商的日本人,展開瘋狂攻擊抵制,在本國的日本人,內心之悲憤乃可想而知。黃文雄的書因而大暢銷,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的過意不去也不是在講這個,在後來的餐後致詞,我有稍稍補充提到一些看法──這將是我今天要談的主題。

那一天的餐會,出席者資深、年輕的都有,像是作家鄭清文、鄭欽仁教授、莊萬壽教授、李敏勇、廖宜恩、薛化元、謝志偉……,幾家台派出版人、作者、紀錄片、社運工作者、台教會學者、媒體人等等,我在主桌和黃文雄、鄭欽仁、莊萬壽等大老共坐,鄭欽仁教授一看到我就說:啊!竟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你在策動報紙橫排左到右改革,我和梅廣(他們兩人都是台大名教授)都幫了忙……。那一瞬間我楞住了──對啊,多麼奇妙;人家說「成功不必在我」,我心想,有時我們的「境界」還超過這一層呢,因為我們根本就忘記了,曾經做過這麼一件,相當有文化意義的重要事。我在內心不禁為「我們這一群人」,鼓起掌來。

黃文雄在一家本土味十足的台菜餐廳請客,菜色非常豐富,按照往例,最後一道菜端上桌以後,就請各桌推派代表上來拿麥克風講話。那一天新生代、中生代和部分媒體人發言很踴躍,主要就是圍繞在國共聯手侵蝕台灣生命力的話題,也有人慷慨激昂表示「溫水煮青蛙」,已經煮到「八十度了」……等等;一年輕人則說不能坐視台灣被侵犯,真的有那麼一天,「那就踩著我們的屍體前進吧!」……這樣的場景頗像昔日黨外時代的抗爭喊話,但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最後到了主桌,主持人當然就請大老級鄭教授與莊教授發言,但他們都很客氣,說推派我先講,麥克風隨即塞到我手上。我站起來說了很簡短的話,主要是兩件事:第一,我說連續幾年,黃文雄都要搭乘飛機千里迢迢來請客,但他畢竟也只是一個「手工業」的文人(他勤於筆耕,一年寫三十本書,所以總數能銷售到四十萬冊),年紀也不小了(七十五歲),這讓我很感慨──「試問,今天這一場,為什麼不是本土報老闆花錢請客呢?」第二,我說剛剛聽了一些心聲,我的感想是:「台灣人別再有勇無謀了」,「危機意識」固然很重要,然而如果我們只是「販賣這一味」,那就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那人家還要理我們做什麼?有勇,也要「有謀」吧?

我特別舉了一個例子,譬如一見到鄭教授時,他提到改革報紙橫排左至右的事,現實上在場已經沒有幾個人知道那件事,因為那已經是理所當然,大家都在做的事。然而在二十五年前,那仍是一件極其困難的工程,原因是「兩大報」(中時、聯合)像一座山擋在我們門口,那就成為一種生活律法,旁人是不能違背或更動它的。我們因此從我在服務的本土報做起(那時本土報是簽約委託經營,報老闆幾乎不插手管事,不像現在不但管事,還成為雖有量卻只見其小的「蘇報」),我就先用我在文化界累積的一些聲望,去拜託有學養的大學者(如鄭欽仁是古中國史泰斗、梅廣是中國語文大師,而莊萬壽則是保守的師大,少見的台籍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出面寫文章、座談會支持我們的改革,這樣一步一步,很有耐心的把理論基礎打好──你看,為了推翻那種「中文橫排必定右至左」的莫名其妙傳統,我們還是要那麼有耐心、有方法去舖陳,遑論其他?而縱使我們做對了、也堅持下去,「兩大報」中時與聯合,也還是又僵持了三年,才心不甘情不願改成橫排左至右,這樣看來,我們在推行的台灣主體運動超級工程,又怎能有勇無謀呢?

以上大約是我的談話內容。關於第一點,其實我是在點出台派困境:本土報已成台派的文化霸權,但它同時卻是文化的陌生客,甚至是鄙視文化人的金錢至上主義者──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本土報老闆和旺中老闆,其實像是孿生雙胞胎,人文素養淺薄,更談不上什麼台灣人文化使命感。他們和昔日的報老闆,如吳三連、吳基福、余紀忠相比,除了鈔票很多以外,文化質素多顯貧乏與輕浮。然而我又認為旺中老闆較之本土報老闆,更有改進可能,因為他受到了較多社會輿論關注與監督,本土報則比較可能繼續被寵壞,如同有些被溺愛的獨生子,因特異人格為家庭帶來悲劇,大家也無可奈何。餐會那天就有學者與文化人跑來向我抱怨,看到本土報的文化表現如此糟糕,大家都很憂心。

而談到了台灣人的「有勇無謀」,我認為台灣史上最大的有勇無謀烏龍事件,乃一八九五年唐景崧與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歷史,唐是總統,丘逢甲副總統,日軍還未出現,兩人已捲走台灣士紳大筆建國捐款潛逃──這個故事聽來很像是一百多年後的扁家事件,令人怵目驚心(阿扁第二任竟忘記台派是在叢林作戰的危機意識,在新潮流的掩護之下,大搞內鬥又坐令家人搞錢,彷彿在過拉斯維加好日子)。然而這就是人生教訓:原來歷史是會重演的,而悲劇重演的「上帝懲罰公式」裡面,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台灣人從來不去正視這些;從來不承認自己就是一個有勇無謀的民族──你看這個文化霸權本土報,它在扁家事件發生後,可曾認真面對檢討過?不但沒有,它甚至還棒打那些純真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那些真誠為了台派生存而批判扁家的良心人。

最近國際級大導演李安回到台灣,曾有返故居台南之行。台南市長藉機接待李安,也帶李安去巡禮八田與一在南方的足跡,試圖說服李安拍一部紀念八田的電影。這個企圖心是好的,但李安也表示,他雖有心共襄盛舉,問題在目前已有的八田故事,「實在太簡單、太單調」,比重不足,要拍成國際級好片,仍有很長的差距。

我想李安的這一小段話,已足以顯出台灣人的集體困境──當我們的社會只存在兩種路線,一種是統派文化霸權,雖較有深度與厚度,卻從來只有對中國經驗的懷舊,而無血濃於水的台灣元素;另一種是台派文化霸權,既無深度與厚度,又對本土人文無感,只有淺薄短暫的人際關係考量,這樣的「文化窮困」──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李安之嘆也就可以想見了。

總之,讓我們別再當一個「有勇無謀」的台灣人,徹底擺脫有勇無謀魔咒吧,這一條路還很漫長艱辛,也不是那些趨炎赴勢派所能?得起;我們須要培養更多「真正的」勇氣與智慧。

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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