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這樣子的。最近看到路邊有一群人，就湊了過去，旁觀了一場詩人抄襲事件的熱鬧 [1]。剛剛，又看到一群人，我又湊了過去，像個傻瓜，卻也從頭到尾，旁聽了另一場關於詩人的熱鬧 [2]。
那麼，像我這種完全沒有文學底子的人，更談不上詩，到底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做出可以說服自己，而且也足夠說服其他人的獨立判斷呢？讓我們放膽一試。
在討論詩人抄襲事件那場熱鬧裡，我有幸看到了楊牧的一首很長的詩，叫做〈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3]，教人激賞，也急著與朋友分享，竊喜自認對詩的本質有所領悟。原來，詩，不只是文字堆砌的紀律，它的背後還必須是一個比我自己的視野還要寬廣的世界。必要的條件是，這個詩人必須擁有一雙比我看得還要遠、比我看得還要廣的眼睛。
這件事情給了我不少心理負擔，原來在人生的旅途中，還有更多我一定要去一趟的景點。所以不只是我還沒有機會聽到的音樂作品、還沒有機會看到的畫，此外還有許多我沒有機會一讀的文學作品。
圍觀另一場熱鬧的時候，透過轉述，我看到了校園裡的一個如雷貫耳的詩人，以及他講的一句話，還有一件不可不知的歷史公案，叫做〈狼來了〉 [4] [5]。雖然也從來沒有看過他寫的詩，頂多聽過標題，但是站在那裡圍觀那麼久，總算有了一點收穫。這一次不但沒有加重我人生旅途的負擔，反倒使我寬心不少，原來人生旅途中有一些名勝古蹟，是根本不值得一遊的，因為那個地方比我的還要齷齪許多，而這種判斷是可以跟我自己的聲韻與文字鑑賞能力完全脫勾的。
最近台灣社會終於有了一次機會，可以嚴肅地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我在想，大家千萬不要忘了余光中在我們的教科書裡所占的篇幅，如果真的那麼多的話。
External Links
[1] 文學騎士,【文學騎士片面報導】╳【含羞草事件】,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2016-04-27
http://cendalirit.blogspot.tw/2016/04/2016042702.html
[2] 黃世宜, 臉書, 2016-05-22
https://www.facebook.com/syhjjr/posts/1023214154382953
台灣輕蔑專業，踐踏專業，簡直到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3] 路人, 《Re:今天讀了一首詩》, 2004-04-04
專業糖尿病醫師反被一般出版書商興訟，熱心獸醫則因為錯誤的制度自殺。再來，余光中身為作家文人，沒有中學教學實務經驗，缺乏教育專業，本人並非施教者更非受教者，卻對中學課綱指手畫腳。
余光中的專業是詩人與外文系教授。要知道，文學創作和外國文學，與課綱所需要的專業：語文教學，中學教育，完全是兩個不同的領域。我在臺灣讀的是師範體系下的英語系，對這兩個領域，還在台灣讀書時，雖然都有涉及，但是到了歐洲，選擇專業學門時，究竟要讀文學還是語言教學，都必須全部打掉重練，從大一讀起，因為語文教學和外國文學完全是不同的專業領域。所以，我並不知道，余光中究竟有什麼理由，能振振有詞指責別人「不夠專業」呢？
回到中學課綱與教學內容。以法國為例，裡面所選讀的作者，幾乎全部都已作古，是在法國文學史甚至整個世界文學史上，真正取得地位的大師。大師級的作品，文學價值無可估計，但我也沒見過法國人制定課綱時，特地來個觀落陰，恭請作者大師本人親自「專業參與課綱」。沒錯，我要說的就是這一件事。一個球員就是裁判所制定的學習內容，能開啟多少學生的思想與批判，非常懷疑。
這裏說個我和余光中的小故事。
十幾年我還在高雄讀高師大時，因為已經有想去歐洲讀文學的想法，所以當年課餘，每個星期六都會去中山大學的法語中心學法語。
在中山大學文學院的走廊上，我偶爾會與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錯身而過。海風有時候會吹散他的頭髮，對我來說，他就是大千世界平凡人圖景的一部分，所以我只是點頭微笑，算是簡單招呼示意就是。
但是我發現這一位老先生對我的淡然感到驚訝。有一次，他停下來瞪著我，你知道余光中嗎？
然後我輕輕說，我知道。所以呢？
這是一個大四女生和一位文壇老者的對話。
文學的本質，藝術到了一個追求的極致，時間消失了，人與人的階級與意識形態也消失了。偶像與大師再也沒有意義，只有一顆簡單存在的心，面對這個世界的真實。所以你要做的，不是壯大你自己的名譽，而是放手讓年輕人，讓他們自己迎接屬於他們的世代與生命。
http://www.ylib.com/class/topic/show2.asp?Object=gossip&No=27830&TopNo=4859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4] 趟稀方, 是誰將“余光中神話”推到了極端？（附：呂正惠的回應）, 中國圖書商報, 2004-05-28
■楊 牧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
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
真實姓名和身分證號碼
年齡（窗外在下雨，點滴芭蕉葉
和圍牆上的碎玻璃），籍貫，職業
（院子裡堆積許多枯樹枝
一隻黑鳥在撲翅）。他顯然歷經
苦思不得答案，關於這麼重要的
一個問題。他是善於思維的，
文字也簡潔有力，結構圓融
書法得體（烏雲向遠天飛）
晨昏練過玄祕塔大字，在小學時代
家住漁港後街擁擠的眷村裡
大半時間和母親在一起；他羞澀
敏感，學了一口台灣國語沒關係
常常登高瞭望海上的船隻
看白雲，就這樣把皮膚曬黑了
單薄的胸膛裡栽培著小小
孤獨的心，他這樣懇切寫道：
早熟脆弱如一顆二十世紀梨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對著一壺苦茶，我設法去理解
如何以抽象的觀念分化他那許多鑿鑿的
證據，也許我應該先否定他的出發點
攻擊他的心態，批評他收集資料
的方法錯誤，以反證削弱其語氣
指他所陳一切這一切無非偏見
不值得有識之士的反駁。我聽到
窗外的雨聲愈來愈急
水勢從屋頂匆匆瀉下，灌滿房子周圍的
陽溝。唉到底甚麼是二十世紀梨呀——
他們在海島的高山地帶尋到
相當於華北平原的氣候了，肥沃豐隆的
處女地，乃迂迴引進一種鄉愁慰藉的
種子埋下，發芽，長高
開花結成這果，這名不見經傳的水果
可憐憫的形狀，色澤，和氣味
營養價值不明，除了
維他命C，甚至完全不象徵甚麼
除了一顆猶豫的屬於他自己的心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這些不需要象徵——這些
是現實就應該當做現實處理
發信的是一個善於思維分析的人
讀了一年企管轉法律，畢業後
半年補充兵，考了兩次司法官……
雨停了
我對他的身世，他的憤怒
他的詰難和控訴都不能理解
雖然我曾設法，對著一壺苦茶
設法理解。我相信他不是為考試
而憤怒，因為這不在他的舉證裡
他談的是些高層次的問題，簡潔有力
段落分明，歸納為令人茫然的一系列
質疑。太陽從芭蕉樹後注入草地
在枯枝上閃著光，這些不會是
虛假的，在有限的溫暖裡
堅持一團龐大的寒氣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公理和正義。他是班上穿著
最整齊的孩子，雖然母親在城裡
幫傭洗衣——哦母親在他印象中
總是白晰的微笑著，縱使臉上
掛著淚；她雙手永遠是柔軟的
乾淨的，燈下為他慢慢修鉛筆
他說他不太記得了是一個溽熱的夜
好像彷彿父親在一場大吵後
（充滿鄉音的激情的言語，連他
單祧籍貫香火的兒子，都不完全懂）
似乎就這樣走了，可能大概也許上了山
在高亢的華北氣候裡開墾，栽培
一種新引進的水果，二十世紀梨
秋風的夜晚，母親教他唱日本童謠
桃太郎遠征魔鬼島，半醒半睡
看她剪刀針線把舊軍服拆開
修改成一條夾褲和一件小棉襖
信紙上沾了兩片水漬，想是他的淚
如牆腳巨大的雨霉，我向外望
天地也哭過，為一個重要的
超越季節和方向的問題，哭過
復以虛假的陽光掩飾窘態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公理和正義。簷下倒掛著一隻
詭異的蜘蛛，在虛假的陽光裡
翻轉反覆，結網。許久許久
我還看到冬天的蚊蚋圍著紗門下
一個塑膠水桶在飛，如烏雲
我許久未曾聽過那麼明朗詳盡的
陳述了，他在無情地解剖著自己：
籍貫教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帶著一份
與生俱來的鄉愁，他說，像我的胎記
然而胎記襲自母親我必須承認
它和那個無關。他時常
站在海岸瞭望，據說煙波盡頭
還有一個更長的海岸，高山森林巨川
母親沒看過的地方才是我們的
故鄉。大學裡必修現代史，背熟一本
標準答案；選修語言社會學
高分過了勞工法，監獄學，法制史
重修體育和憲法。他善於舉例
作證，能推論，會歸納。我從來
沒有收過這樣一封充滿體驗和幻想
於冷肅尖銳的語氣中流露狂熱和絕望
徹底把狂熱和絕望完全平衡的信
禮貌地，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不容增刪的信裡
我看到淚水的印子擴大如乾涸的湖泊
濡沫死去的魚族在暗晦的角落
留下些許枯骨和白刺，我彷彿也
看到血在他成長的知識判斷裡
濺開，像砲火中從困頓的孤堡
放出的軍鴿，繫著疲乏頑抗者
最渺茫的希望，衝開窒息的硝煙
鼓翼升到燒焦的黃楊樹梢
敏捷地迴轉，對準增防的營盤刺飛
卻在高速中撞上一顆無意的流彈
粉碎於交擊的喧囂，讓毛骨和鮮血
充塞永遠不再的空間
讓我們從容遺忘。我體會
他沙啞的聲調，他曾經
嚎啕入荒原
狂呼暴風雨
計算著自己的步伐，不是先知
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嚮導的使徒——
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
一顆心在高溫裡溶化
透明，流動，虛無
（一九八四‧一）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intellectual%20field/if17.htm
“余光中熱”[5] 余光中, 狼來了, 聯合副刊, 1977-08-20
據臺灣的朋友告訴我，大陸的“余光中熱”讓臺灣的左翼文壇感到很吃驚， 我想補充的是，“余光中熱”讓我們大陸稍有台港文學知識的學者感到慚愧！也許余光中應該與我們一道懺悔，余光中懺悔的是他隱瞞歷史，“過去反共，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李敖語），而我們應該懺悔的則是對於台港歷史及文學史的無知。
“余光中熱”誠非虛言，只列舉近年的幾件事即可明瞭其“熱度”如何：2002年9月，福建省專門舉辦“海峽詩會”——余光中詩文系列活動； 2002年10月，常州舉辦“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誦音樂會”，來自北京、上海、江蘇、臺灣的藝術家、演員現場朗誦了余光中不同時期的作品，余光中先生在這裏幸福地度過了他的75歲生日； 2004年1月，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廣泛注意；2004年4月，備受海內外華語文學界矚目的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開獎，余光中成爲2003年度散文家獎得主。
近日報刊上關於他更是連篇累牘，“文化鄉愁”、“中國想象”、“文化大家的風範和氣象”之類的溢美之辭讓人頭暈目眩。今年4月21日的《新京報》上，一位元記者在其“採訪手記”中這樣寫道，“高爾基提前輩托爾斯泰‘一日能與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兒’，況且曾相見並有過一夜談呢？” 他將余光中比作托爾斯泰，並爲自己能見到這位大師而感到幸運萬分，這段“驚豔”之筆將大陸的“余光中神話”推到了極端。
遺憾的是，這些宣傳和吹捧說來說去不過是余光中的“鄉愁”詩歌和美文，而對余光中在臺灣文學史上的作爲毫無認識，因而對於余光中究竟何許人並不清楚。不過，對於普通的讀者也許不應該苛求，因爲大陸對於台港文學一向隔膜，而余光中又善於順應潮流。舉例來說，在九大卷300余萬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確是十分乾淨和榮耀的，因爲他將那些成爲他的歷史污點的文章全部砍去了，這其中包括那篇最爲著名的被稱爲“血滴子”的反共殺人利器《狼來了》。但在行家眼裏，這種隱瞞顯然是徒勞的，每一個瞭解臺灣文學史的學者都不會忘記此事，海峽兩岸任何一本臺灣文學史都會記載這一樁“公案”。
鄉土文學之爭
余光中在臺灣文壇上的“惡名”，開始于“唐文標事件”。70年代初，臺灣文壇開始對一統臺灣文壇的“橫的移植”的現代主義詩歌進行批評反省，其標誌是唐文標先生的系列批評文章，他在1972年到1973年間的《中外文學》、《龍族文學評論專號》、《文季》等刊物上先後發表了《先檢討我們自己吧！》、《什麽時代什麽地方什麽人》、《詩的沒落》等文章，批評臺灣現代詩的“西化”和脫離現實的傾向。這一系列文章在文壇引起了震動，引發了關於現代詩以及現代主義的大爭論。在這場論爭中，余光中當時是維護現代詩的代表人物。關於論爭的是非本身，這裏無需加以評判。想提到的是，余光中一出手就顯示出他的不厚道。在《詩人何罪》一文中，余光中不但言過其實地將論爭對方視爲“仇視文化，畏懼自由，迫害知識份子的一切獨夫和暴君”的同類；而且給對方戴上了在當時“反攻大陸”的臺灣最犯政治忌諱的“左傾文藝觀“的帽子。所以就有論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如李佩玲在《余光中到底說了些什麽》一文中指出：“這樣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標（也算得上是壓迫知識份子了吧），還在嚇阻其他的人。”
但這樣的批評對於余光中沒有産生什麽效果，在70年代後期著名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變本加厲地施展了他的攻擊手段，並且與國民黨官方、軍方配合申伐左翼鄉土作家。在這場鄉土文學論戰中，臺灣鄉土文學受到的最大攻擊來自兩個人，一個是代表官方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另一個就是余光中。在鄉土作家看來，最爲可怕的並不是彭歌強調“反共”的官方言論，而是余光中關於臺灣鄉土文學“聯共”的誣告。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彭歌發表了系列官方文章，強調“愛國反共是基本的大前提”，不是“蹈入了‘階級鬥爭’的歧途”。緊隨其後，余光中在8月20日《聯合報》發表了《狼來了》一文，影射臺灣鄉土文學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他在此文開頭大量引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觀點，以此證明臺灣鄉土文學的思想與前者的相類，並且說：“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爲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接著，他從攻擊大陸的共產黨文藝統治談起，抱怨臺灣的“黨治”未免過于鬆懈，對於鄉土作家過於客氣：
“ 中共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臺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臺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 ‘工農兵文藝’會在臺北得獎呢？正當我國（指臺灣——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際，竟然有人提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過巧合了。”在文章的最後，余光中將他所命名的臺灣“工農兵文藝”視爲洪水猛獸，喊出了“狼來了”的呼聲，並且表明了自己維護當局的“勇氣”：“不見狼來了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來了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針對文壇對於他“戴帽子”的批評，他露出了鎮壓的凶相，“問題不在於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今天大陸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余光中這篇文章在當時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所起到的政治迫害作用。此文一出，引起大嘩，激起衆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王拓、尉天聰、楊青矗、黃春明等人憤起辯白，連那些與此無關、立場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紛紛撰文批評余光中的陰惡。徐複觀在《評台北 “鄉土文學”之爭》一文中尖銳指出：余光中“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這種文學是‘狼’，是‘共匪’。”“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
在鄉土文學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壓力、尉天聰差點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卻因有功而受到當局寵倖：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會”在臺北劍潭反共救國青年活動中心召開的“全國第二次文藝座談會”上，鄉土文學作家因爲有“問題”而多未受到邀請，余光中卻高坐在主席臺上，傾聽“黨政軍要人”做關於“堅持反共文藝立場”的報告。
陳映真事件
如果說余光中的上述“公開告密”與其政治立場有關，那麽新近披露的余光中向軍方“私下告密”的行爲，則只能歸之於他的人格問題了。
據陳映真在2000年《聯合文學》9月號發表的《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一文中透露，余光中當時將陳映真文章中的引述馬克思之處一一標出，加上批註，寄給了當時“國防部總作戰部”主任王將軍，告密陳映真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在當時的臺灣是“必死之罪”，因爲特殊原因，陳映真後來得以僥倖躲過這場災禍。陳映真還是厚道的，幾十年來他一直沒有披露此事，只是因爲余光中後來又將此件寄給了陳芳明，而陳芳明在他的文章中談到了這份材料，陳映真才在上面這篇與陳芳明的論戰文章中說破了連後者都感到吃驚的“告密事件”。爲清楚起見，茲將陳映真的原文引述如下：
“陳芳明在他的《鞭傷之島》一書中，收到一篇《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其中有這麽一段：
隔於苦悶與納悶的深處之際，我收到余光中寄來香港的一封長信，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爲謹慎起見，筆者專門與現在香港客座的陳映真先生取得了聯繫，陳映真不但允許我引用這些材料，而且答應如果必要的話，他可以向我出示鄭學稼先生回憶的原件。陳映真對我說：人在歷史上可能有錯，但事後應該認識到這一點，並對世人有個交待，而余光中卻從未在任何場合對他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表現有過悔過。他的做法是首先塗抹歷史，隱去這些文章，而在面對能記住歷史而又有正義感之人的公開質問時，他仍然頑固地爲自己辯護。比如在最近的一個場合，一個青年責備他當年假借權力壓迫鄉土文學，他語無倫次地回答：他當年反對的不是鄉土文學，而是“工農兵文藝”，“顯見他至今絲毫不以當年借國民黨的利刃取人性命之行徑爲羞惡”（陳映真）。
事隔多年，而且因爲陳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這裏說一說。余光中這一份精心羅織的材料，當時是直接寄給了其時權傾一時、人人聞之變色的王將軍手上，寄給陳芳明的，應是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訴我有“新馬克思主義”的危害思想，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據說王將軍不很明白“新馬”爲何物，就把余光中寄達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將軍對之執師禮甚恭的鄭學稼先生，請鄭先生鑒別。鄭先生看過資料，以爲大謬，力勸王將軍千萬不能以鄉土文學興獄，甚至鼓勵王公開褒獎鄉土文學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對鄉土文學霍霍磨刀之聲，戛然而止，一場一觸即發的政治逮捕與我擦肩而過。這是鄭學稼先生親口告訴我的。
在那森嚴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於死地的。”
陳芳明何許人也？說起來也許讓人吃驚，他乃是當前臺灣文化台獨的代表人物。陳芳明有一個讓中國人特別難以接受的所謂的後殖民臺灣史觀，他認爲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政府對於臺灣的接收和統治是與日本統治者相類的“外人”對於臺灣人的殖民統治，陳映真爲此在《聯合文學》上撰文批評他對於社會性質認識的混亂，由此引發了與陳芳明來回數次的論爭。筆者曾撰文從西學角度批評陳芳明對於後殖民理論的誤用，並在臺灣的會議上與其有過直接的交鋒，此處不贅。讓人感到好奇的是，爲什麽余光中會將他的告密材料寄給陳芳明？瞭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歷史的人可能會知道，現在的文化台獨代表人物陳芳明當年卻是一個左翼青年。在鄉土文學論戰中，陳芳明因爲對於余光中的《狼來了》這篇文章的氣憤而與之決裂。這一點，現在的陳芳明也供認不諱。在對於陳映真《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一文的回應文章《當臺灣戴上馬克思面目——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2000年10月號）中，陳芳明對自己有如下說明： “我與余光中的決裂，源自於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他發表了一篇《狼來了》。我認爲這篇短文，傷害了自由主義的精神，我無法同意他的論點。”“在那篇長文中，我對於余光中的反共立場表示不能苟同；並且由於他的反共，使我對文學感到幻滅。”
但爲什麽在多年後余光中又與其言歸於好了呢？這其中的奧秘我們不得而知。陳映真說：“現在，陳芳明與當年與之‘決裂’的余光中恢復舊好，也有文章相與溫存。這自然是陳芳明的自由。只是想到詩人龐德在一戰中支援、參加了納粹，戰後終其一生久不能擺脫歐西文壇批判的壓力和良心的咎責。”可與龐德相提並論的自然還有德國的海德格爾和美國的保羅·德曼，他們都因爲自己歷史的劣迹而使名聲一落千丈。於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便是，爲什麽余光中非但沒有受到歷史的追究，卻在大陸紅極一時，並被奉爲大師和偶像呢？
余秋雨與余光中
陳映真還舉例提到了余秋雨，捲入了文革“寫作組”案的余秋雨應該對歷史有個交待，而劣迹確鑿的余光中更應該這樣。大陸文壇對於余秋雨一直追究不放，但與此同時卻對余光中大加吹捧。有趣的是，在大陸文壇一致窮追余秋雨“文革案”的時候，余光中卻出人意料地爲余秋雨大抱不平，他對記者說：“我知道目前大陸對余秋雨攻擊很多。但我認爲，追索過去並沒有很大的必要。”——余光中的行爲一直讓人感到奇怪，現在我們終於應該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他自己的歷史原來本不乾淨。還有一件巧合的事，1999年湖南嶽麓書院舉辦著名的千年論壇，首先邀請的便是余秋雨和余光中兩人。對於兩者的表演，外界的評論明顯地擡余光中而貶余秋雨，如王開林在同時發表於《書屋》和《中華讀書報》一篇文章中，如此貶低余秋雨而吹捧余光中：“秋雨風度翩翩，身上頗有股子海派名士味，一目了然，他顯得既聰明、精明，還很高明，實屬社會活動家中那種頂尖尖的‘三明治’，……余光中吐屬清雅，雍容平和，童顔鶴髮，道骨仙風，彬彬如也，謙謙如也，真學者之典範。借用余光中讚美大詩人葉芝的話說：‘老得好漂亮！’”可謂一者踩在地上，一者捧在天上，如此分明的褒貶來自何處呢？
從文章中，我們知道，該文作者反感余秋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於批評者的惡劣態度，他動輒將批評者稱爲“文化殺手”，王開林將此稱爲余秋雨的“血滴子”。原來余秋雨也有“血滴子”之稱！但如果他知道早在20年前余光中就已鍛造出較余秋雨遠爲惡毒的“血滴子”，恐怕就不會如此分明地褒貶了。
還是李敖對於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他徑直將余光中稱爲“騙子”，他對余光中的詩歌水平也不買帳，他甚至說，“現在余光中跑到中國大陸又開始招搖撞騙，如果還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認爲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問題。”余光中的詩歌散文的藝術性，本文暫不涉及。不過至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麽一句話，現在大陸有一批人神化余光中，是因爲他們對於歷史知識有問題，至少是對台港這一塊還所知甚少！
反 饋
小趙：
讀了你的"關於余光中"一文，非常佩服，尤其佩服你的勇氣。
文章內容，我只有兩點小意見。
（一）答記者問談到余光中當年否定戴望舒、朱自清等人（見本期第6版--編者注）。事實上，在詩人方面，他還舉隅式的、斷章式的否定艾青。當時台、港地區很難看到艾青的作品，余光中的批評方式極端惡劣而不公平。余光中論戴望舒，論朱自清兩文，暗含的意思是要否定四九年之前新文學作家的成就，以彰顯臺灣現代作家（特別是他自己）已超越前人。
（二）文中提到"陳芳明當年卻是一個左翼青年"，可能需要斟酌。陳芳明原爲現代詩後起評論家，因余光中的讚揚而成名。鄉土文學時期，他成爲鄉土派，在鄉土派內部分化出臺獨派時，他又成爲批判陳映真的旗手，因此在台獨派中樹立"威名"。到現在他還自命爲"左翼"，我想這個"左翼"只能算是"自封"的。七十年代的鄉土派其實是非常混雜，因共同反對國民黨的專制及現代派的西化而結合，他們的旗手如陳映真、王拓（當年）、尉天驄確實有左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但他們的許多支持者雖然有"泛左"的關懷（這主要也是反國民黨的"右"），但更具濃厚的地方色彩（這是反國民黨壓制台人），因此在民進黨組黨前後，他們紛紛表態成爲台獨派。當年鄭學稼和徐複觀（還有胡秋原）也許已經看出臺獨思想的潛在威脅，所以力保左派民族主義的陳映真。回顧起來，鄉土派內部的左統派（我自己也算在內）恐怕很多人自覺不夠，因此對同樣反國民黨的潛在台獨派長期存在著不願批判的心理（在李登輝未主政之前）。右派的現代派（其中外省文人占多數），既反共，又反黨外，反民進黨，反鄉土文學，這使他們對（中國）民族主義深具戒心（他們把這一塊招牌送給大陸了），又厭惡台獨，他們以及其後的後現代主義者到現在還無法找到立足點。余光中也許是更"聰明"的人。在發表《狼來了》之後，連許多現代派都對他敬而遠之，在臺灣文壇很少人願意（或敢於）公開讚揚他。兩岸情勢一改變，他就往大陸發展，沒想到二十年之間，就造成"余光中熱"，真是令人感慨。 （原刊於《中國圖書商報·圖評周刊》）
呂正惠
五月十三日
（注：呂正惠先生爲臺灣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本文是他看到趙稀方先生通過ＥＭＡＩＬ寄給他的文章後所寫的回信。）
http://classic-blog.udn.com/Baudelaire/3545557
工人、農人、軍人，同為社會的支柱，正如公務員、教師、商人、自由業者等等，亦為社會的支柱一樣，工農兵的生活應該關懷，工農兵的形象應該描繪，其理至顯，誰也不會反對，誰都應該贊成，然則社會百業，何以獨舉工農兵而排其他？何以排列的次序是工農兵而不是農工兵或兵農工？條條大路皆為報國之途，何以獨要突出這三個「階級」？如果說，所謂工農兵，不過是代表大眾的意思，那麼逕用涵蓋面更大的「大眾文學」或「國民文學」好了。[6] 朱宥勳, 有沒有「詩壇祭酒」的八卦？, 人本教育札記310期 p82-83, 2015-04-01)
所謂「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明確宣佈：「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放過知識份子，因為他接著又說：「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從前引的毛語看來，所謂「工農兵文藝」正是配合階級鬥爭的一種文藝：政治才是目的，文藝云云不過是一種手段，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毛澤東分配給知識份子的邊緣任務，是「長期地合作」，「合作」二字用得很妙：如果知識份子起來響應工農兵的「革命」和「工農兵文藝」，當然便是「合作」，否則便是「反革命」。
那麼，該怎麼「合作」法呢？毛澤東也有具體的說明：「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原來在「工農兵文藝」政策下的所謂文藝批評，乃是一種鬥爭方法，然則鬥爭的目的何在呢？毛澤東也說得很清楚：在於「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
在同一篇「講話」裡，毛澤東又說：「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也就是說，把中國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徹底破壞之後，就可以建設起「工農兵文藝」了。
以上引證的幾段毛語，說明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是個什麼樣的「新東西」，其中的若干觀點，和近年來國內的某些「文藝批評」，竟似有些暗合之處，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
我國軍人的知識水準，近年來提高了許多，文藝在軍中更遍受重視。文壇上知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不少位出於軍中，各大學更經常邀請這些軍中作家去演講或座談，大學生畢業後，都要入軍中服役，所以柳營與學府之間亦難以區分，如果把後備軍人也算在裡面，則從我服役的那一屆(民國四十一年)起，更不知有多少作家，既然如此，則「兵的文學」又何須再加提倡呢？所謂「工農兵文藝」，至少有三分之一早已盛行於台灣，但其用意和毛澤東所強調的卻大不相同，民國六十四年第二屆現代詩獎的兩位得獎人，管管出身於軍中，吳晟出身於農民，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兩位詩人之所以得獎，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成就，不是因為他們的出身，「階級成分」不是台灣文藝批評的標準。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也許會說：「台灣是開放的社會嘛，什麼東西都可以提倡的。」中共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台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台北得獎呢，正當我國外遭逆境之際，竟然有人內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巧合了，這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強調文藝要寫實，但對於「秧歌」，「尹縣長」，「敢有歌吟動地哀」，「古拉格群島」等所寫之「實」卻似乎視而不睹，對於天安門、四人幫等事件所演之「實」卻似乎避而不談，此時此地，卻興致勃勃地來提倡「工農兵文藝」，這樣的作風，不能令人無疑。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優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學」……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頂。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民國六十六年八月於香港
【1977-08-20/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
http://www.mzplus.com/mzRead/5865539076
當我說出「 詩壇祭酒」這四個字的時候，如果你是一個稱職的高中生，應該要瞬間產生下列兩組膝反射般的反應：一、國學常識，「 祭酒」，就是某個領域成就最高的領頭人物的意思。二、余光中。[7] 余光中, 某夫人畫像
「 詩壇祭酒余光中」，這個組合在國文課本和考卷中是正確答案，不過如果你真的去調查五十歲以下的詩人、或有在寫詩、讀詩的讀者，到底有多少人認同這個稱號，可能會得到非常尷尬的結果。課本故意不告訴你的八卦是，余光中在任何意義上，都稱不上「 祭酒」，至少在最近三十年來早就不是了。不管你是問大家「 影響你最深的詩人」、「 你覺得最好的台灣詩人」、「 最喜歡的詩人」︙得到最大宗的答案，恐怕不是楊牧，就是夏宇，至於余光中能不能排上第三名，可能還得要問問鄭愁予、紀弦等人的意見。他的作品和文學觀點，在台灣乃至華文詩壇的影響力已經大幅衰退，而除非出現意外的轉折，否則目前看不出逆轉的跡象。︱最明確的指標就是，現在幾乎沒有後進的詩人自稱以他為宗，被他的作品啓發。
余光中沒有什麼不好，只是也沒有那麼好。如果你想要裝成文青，千萬不要說自己最喜歡的詩人是余光中，因為這等於是告訴其他文青：「 這個人除了課本以外，什麼都沒讀過。」如果你問其他「 業界人士」的意見，應該會有不少人告訴你，他有一些好詩，但令人尷尬的是，他也寫了數量龐大的爛詩，是一位︙這麼說吧，勇於發表的詩人。想要看證據的話，最近的經典案例就是〈 某夫人畫像〉。千萬不要含著水google這個關鍵字，你的螢幕會濕掉
在國文課本的「 作者」欄位，通常會簡單說明作者的生平、所屬的文學流派、風格特色和文學史地位。這些資訊，有些是為了讓讀者（ 也就是被迫讀它們的學生）更知道要用什麼角度去理解作品，有些是為了告訴你這個人多有成就，為什麼值得我們讀。然而，尷尬的是，大部份的學生高中畢業之後並不會繼續讀詩、寫詩，也不會進入文學系所，所以就算課本裡面胡吹一氣，也不會有人發現的。在這種狀況下，某些名不符實的作家，就會因為「官方推崇」或有意識的政治操作，而被選入課本當中。
毫無疑問，余光中就是一位深受官方熱愛並且也熱愛官方的作家。事實上他讓「 業界人士」感到尷尬的地方，不在於詩作的成就，也不在於被過於溢美，而是他為何能夠在業界之外如此「 顯赫」。這就牽涉到課本的「 作者」欄位絕對不會寫的八卦：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余光中曾經寫信給特務系統的將軍王昇告密，指控和他意見不合的對手是共產黨。那是一個家裡搜出一本《 資本論》，就可能被抓去關好幾年的年代，因此這是一個非常沒品的、開外掛的行為，成功地為他贏得一輩子也享用不盡的，其他文人的鄙夷。首先在「 現代詩論戰」裡，他已於公開文章中指責論敵唐文標左傾；後來到了「鄉土文學論戰」，更是發表了〈狼來了〉一文，把鄉土文學一概說成「工農兵文學」，並寫了這麼一段名留青史（但課本很希望我們忘記）的結尾：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 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嗯，他叫辯論的對手檢查自己的頭，說要來「 抓頭」。從此之後，在「 業界」講到「 血滴子」，大家就知道是誰了。這段故事，在二十多年後，被當時的辯論對手之一陳映真披露出來。陳映真、余光中之間的恩怨，可見於中國學者趙稀方的文章〈 是誰將「 余光中神話」推到了極端？〉，不過我要補充的另外一個脈絡是，余光中的〈 狼來了〉發表於一九七七年。而陳映真才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五年因為白色恐怖坐牢，剛出獄兩年。確實，陳映真的思想是左傾的，不過為了思想上的爭論而開人命的玩笑，這已是人格上的汙點了；更別說在文學圈裡，翼附官方來打壓對手，無論如何都是有損文人尊嚴的。他近年來大力宣揚中國文化，想必也知道，傳統中國文人的驕傲是耿直、敢言、勇於對抗當權者，而不能為官方擦脂抹粉的。
但他這麼做，也並不是毫無所得的。自此之後，這個世界就有了兩個版本的余光中：課本裡面那個、《台灣新文學史》裡面那個「詩壇祭酒」，那個在大部份不讀詩的學生心目中唯一認識的現代詩詩人；以及「業界人士」、那個寫過好詩也寫過爛詩，勇於發表的「血滴子」。從個人生涯的觀點來看，他絕對堪稱成功人士。但從一個關心文學教育的寫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來說，我對於把這些課本故意隱瞞，卻又不是很難查到的八卦告訴學生，所能造成思想影響，更感到興味盎然。在這個話題上，我們找到了政治和文學的共通點︱它們都善於把世界一分為二，讓真實與虛構混淆不清。
https://www.ptt.cc/bbs/poem/M.1323838769.A.BD0.html
作者bll135 (洪爺)[8] 朱宥勳, 臉書, 2016-09-01
看板poem
標題[讀詩] 某夫人畫像 ◎余光中
時間Wed Dec 14 12:59:26 2011
某夫人畫像 ◎余光中
歐洲風精品店的大帝國
佔領了全世界的機場
LV，Gucci，Fendi，Bulgary
不用英文，用法文，意大利文
都無力叫她回頭一顧
最俏，最夯，最酷的時尚
也追不上她矯捷的健步
而她急於擺脫掉隨扈
反潮流一般急於追趕的
是最慢最苦最土的貧童
那些弱勢弱智化外的孩子
把他們擁抱熊抱在懷中
她投身其中的窮鄉僻壤
荒脊得種不出選票，鈔票
她排隊總愛排在隊尾
入座常常不坐在前排
她的奢侈是體育和文化
一球精準地投入雲門
眈眈的鏡頭再尖，再快
也捉不到半粒克拉的首飾
對名車，遊艇，盛宴或豪宅
慚愧，她真是無趣又無知
她眼裡似乎無貴又無富
這未免太過不近人情
你要去找她說情喬事嗎
我勸你別費事了， 聽說
她家透明得藏不了八卦
卻又閉塞得沒有後門
時裝界，美容界，狗仔隊
真掃興，都不知何處下手
百年難一見，你真的，我問你
要把她換一位夠濶的夫人？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449189101763886&set=a.176346229048186.49709.100000184310124
不好意思，又要髒污大家視聽了。這是「含羞草」事件的最新進度。
如果有朋友已經搞昏頭，不知道這件事到底在演哪齣的話，我簡單說明流程如下：
1.劉正偉發表的詩作〈含羞草〉，被指控抄襲蔡仁偉的〈封閉〉。
2.因此，有大批的網友加入討論，有不少人認為劉正偉確實是抄襲。
3.劉正偉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在桃園地方法院控告 蔡仁偉、 利文祺 （Wenchi Li） 、 許宸碩 （Chensuo Hse） 、 蔡皓曦 、 洪聖翔 以及我，共六人。控告的罪名是「妨害名譽」。
4.再過一陣子，曾耀德也以民事條文，控告我、並且對我求償。
現在的進度是：4.仍然在法庭進行中，就暫且不講。3.的部分，經過一次偵查庭之後，檢察官已經做出「不起訴處分」，意思是檢察官認為，此一控告不可能成罪，所以不打算浪費司法資源起訴我們。下圖就是不起訴處分書。
感謝這陣子以來，幫了很多忙的朋友（以及持續在幫忙的朋友），也謝謝聲援的大家。
其實對我來說，法庭上的輸贏並不是我能掌控的，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就好。但如果在法庭上也能有好結果，這意義也會是很正面的：至少讓某些人知道，不是你開口閉口要告就會有恫嚇效果。文學創作者的筆，不是你靠這種技倆就可以抽掉的。
這個不起訴處分，是為文學創作者的圈子立下標準：這種討論本來就屬於意見發表的自由，我們無須再擔憂有人利用法律手段來限縮我們的這種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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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回應一下劉正偉，據說劉正偉對這個他自己亂告告不成的事件，有以下兩點說法：
1.基於他的良善，所以他決定不再繼續追訴了。
2.因為他太晚告，所以證據都被我們刪光了。
首先，1.的部分，容我再次提醒劉正偉：如果你是良善的，從一開始你就不該控告討論你作品的人。從我有意識自己要成為寫作者的那天，我就很清楚知道，我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他人對我作品的評論（所以大家應該很少聽到我談論自己的作品），特別是對我作品的負面評論，我更是應該小心處理。但你就很粗暴地告下去了，而且其中一個被控告的，還是你台北大學中文系的學生。
其次，就2.的部分，其他人我是不知道啦，但關於含羞草事件的整系列文字，我從未刪除過任何一則留言。事實上，劉正偉控告之時，也截了一系列的圖片呈給法院，在偵查庭上，我們都一行一行確認過「這則貼文是我寫的」了，這些文字至今都還在。——如果我們都刪光了，你截圖截到的是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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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工商服務時間。
在本週日（9/4）晚上八點，文學直播節目 作家事 剛好邀請我上節目。我們要談的議題，就是「抄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巧，大概真的有所謂的神吧。
既然不起訴書都明說了，這種討論「非憲法秩序下所不許之犯罪行為」，那我們就可以放心來聊聊，為什麼我認為劉正偉的〈含羞草〉是抄襲了。（當然，也還會有其他作品的討論）「作家事」的粉絲頁見一樓連結，歡迎到時候大家一起來玩～
